二、棉花的普遍种植和工商业

棉布传入中国很早，南北朝时从南洋诸国输入，称为吉贝、白叠。(57)国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产棉，唐灭高昌，置西州交河郡，土贡㲲布。㲲布就是白叠。(58)宋元间已有许多地区种棉，但是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提高，则是明朝初年的事情。(59)

在明代以前，平民穿布衣，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60)冬衣南方多用丝绵做袍，北方多用毛皮做裘。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因为“不自本土所产，不能足用”(61)。唐元稹诗：“木绵温软当绵衣。”元太祖世祖遗衣皆缣素木绵，动加补缀。(62)宋谢枋得诗：“洁白如雪积，丽密过锦纯，羔缝不足贵，狐腋难比伦……剪裁为大裘，穷冬胜三春。”(63)可见棉布到宋末还是很珍贵的物品。

宋代福建、广东种植棉花的日多(64)，琼州是纺织中心之一，妇女以吉贝织为衣衾，是当地黎族的主要副业生产。(65)元代从西域输入种子，种于陕西，捻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66)元灭南宋后，浙东、江东、江西、湖广诸地区也推广棉花的种植，生产量增加，棉布成为商品，用的人日多。(67)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令当地人民每年输纳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二十八年（1291）五月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绵。(68)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夏税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69)

由于种棉面积的增加，种植和纺织的技术需要总结和交流，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司农司编印《农桑辑要》，以专门篇幅记棉花的种植方法。(70)纺织的工具和技术通过各地方劳动人民的创造和交流，日益进步。据12世纪80年代的记载，雷化廉州南海黎峒的少数民族，采集棉花后，“取其茸絮，以铁筋辗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71)。稍后的记载提到去籽后，“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72)。到13世纪中期，诗人描写长江流域纺绩情形说：“车转轻雷秋纺雪，弓湾半月夜弹去。”(73)已经有纺车、弹弓和织机了。江南地区的织工，“以铁铤辗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绵，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74)。但是所织的布，不如闽广出产的丽密。琼州黎族人民所织的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为工巧。(75)黄河流域主要陕西地区的纺织工具和技术比较简陋，只有辗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棉花的用途只是捻织粗棉线和装制冬衣。(76)一直到13世纪末年，松江乌泥泾的人民，因为当地土地硗瘠，粮食不够，搞副业生产，从闽广输入棉花种子，还没有蹈车椎弓这些工具，用手剖去子，用线弦竹弧弹制，工具和技术都很简陋，产品质量不高，人民生活还是很艰苦。(77)

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乌泥泾人黄道婆从琼州附海舶回来，她从小就在琼州旅居，带回来琼州黎族人民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教会家乡妇女以做造、扞、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絮花的技术，织成被褥带蜕，其上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一时乌泥泾所制之被成为畅销商品，名扬远近，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靠纺织生活的有一千多家。(78)诗人歌咏她：“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粲花草，片帆鲸海得风回，千柚乌泾夺天造。”(79)当地妇女参加纺绩生产的情形，诗人描写：“乌泾妇女攻纺绩，木棉布经三百尺，一身主宰身窝低，十口勤劳指头宜。”(80)到了明朝初年，不但江南地区的农村妇女普遍参加纺织劳动，连有些地主家庭的妇女，也纺纱绩布，以给一岁衣资之用了。(81)松江从此成为明代出产棉布的中心，“其布之丽密，他方莫并”(82)，“衣被天下”。(83)松江税粮宋绍兴时只有十八万石，到明朝增加到九十七万石，其他杂费又相当于征赋，负担特别重，主要依靠纺织工业的收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84)。

黄道婆传入琼州制棉工具和技术之后的二十年，王祯所著《农书》，列举制棉工具有搅车即蹈车，是去棉籽用的。二弹弓，长四尺许，弓身以竹为之，弦用绳子。三卷筵，用无节竹条扞棉花成筒。四纺车。五拨车，棉纱加浆后稍干拨于车上。六车，用以分络棉线。七线架。到元末又有了檀木制的椎子，用以击弦。(85)生产工具更加完备和提高了，为明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朱元璋起事的地区，正是元代的棉业中心之一。灭东吴后，又取得当时全国纺织业中心的松江，原料和技术都有了基础，使他深信推广植棉是增加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龙凤十一年（1365）下令每户农民必须种木棉半亩，田多的加倍。洪武元年（1368）又把这一法令推广到全国。棉花的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明代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成为人民普遍服用的服装原料，不论贵贱，不论南北，都以棉布御寒，百人之中，只有一人用茧绵，其余都用棉布。过去时代人穿的袍，用旧絮装的冬衣，完全被用木棉装的胖袄所代替了。(86)就全国而论，北方河南、河北气候宜于植棉，地广人稀，种植棉花的面积最大，是原料的供给中心。南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苏州、松江、杭州等地人民纺绩技术高，是纺绩工业的中心。这样又形成原料和成品的交流情况，原棉由北而南，棍布由南而北。(87)从经济上把南方和北方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明初松江之外，另一纺织工业中心是杭州，由于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大作坊资本家，和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出卖劳动力的手工业工人。资本家雇用工人，每天工作到夜二鼓，计日给工资。这种新的剥削制度的出现，正表示着社会内部新的阶级的形成，除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以外，又产生了大作坊资本家对手工业工人的剥削关系。明初曾经做过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作的《织工对》，典型地记述了这种新现象：

钱塘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老屋将压，抒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日佣为钱二百，衣食于主人。以日之所入，养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凡织作，咸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有同业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88)

由此可见明初大作坊的一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里巷，有若干同一性质的大作坊；大作坊主人同时也是棉布商人；从个体的生产到大作坊的集体生产，有了单纯协作，出品精致畅销；经营这种大作坊有利可图，资本家很赚钱，作坊也多了。资本家付给技术高的工人工资，虽为一般工人工资的两倍，但仍可得到五倍的剩余价值。

棉花棉布的生产量大大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以税收形式缴给国库的棉花棉布，成为供给军队的主要物资和必要时交换其他军需物资的货币代用品。洪武四年（1371）七月诏中书省：“自今凡赏赐军士，无妻子者给战祅一袭；有妻子者给棉布二匹。”(89)每年例赏，如洪武二年（1369）六月以木棉战袄十一万赐北征军士(90)，四年（1371）七月，赐长淮卫军士棉布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