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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表示了有旁人插手这幅画的构图,因为要他将他认为迫害他的人画入画中流芳百世,可能性实在不大。最起码这幅画表明,不是教皇就是教皇身边的顾问,向他下了明确的指示或要求。
一般认为,撒迦利亚的预言最后由索罗巴伯实现。公元前五一五年,索罗巴伯完成神殿重建。但尤利乌斯在位期间,不无可能出现另一种诠释。这位以抽条树枝为盾徽的教皇,既不怕天下人耻笑,以恺撒和基督再世自居,大概也会认为撒迦利亚的预言在自己身上应验,更何况他着手修葺西斯廷礼拜堂,重建圣彼得大教堂。
教皇的官方宣传家、善于在《旧约》诸预言中找出暗指尤利乌斯之处的艾吉迪奥,就带有这么点狂妄自大。一五○七年十二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布道,描述乌西雅王死去后,先知以赛亚于所看到的“主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灵象。艾吉迪奥深信这位先知表达得不够明确。他告诉听讲会众:“他的意思是说,‘我看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既继承了已故的乌西雅,并坐在日益壮大的宗教王国宝座上’。”[6]就像艾吉迪奥在布道中所阐明的,尤利乌斯是主派下来的救世主,是生来实现圣经预言与上帝意旨之人。因此,他会在三月时规划这些富象征意味的棕榈日庆祝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教皇这项光荣使命,米开朗琪罗没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支持教皇的军事野心,曾写了首诗哀悼尤利乌斯治下的罗马。他语带挖苦地写道,“他们用圣餐杯造剑或头盔,在这里一车车卖基督的血,十字架与荆棘成了盾,成了刀”。[7]诗末署名“米开朗琪罗在土耳其”,讽刺性对比了尤利乌斯治下的罗马与奥斯曼苏丹(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敌人)治下的伊斯坦布尔。若米开朗琪罗深信尤利乌斯是新耶路撒冷的缔造者,就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感叹。
西斯廷礼拜堂大门上方的教皇画像,并非一五○九年梵蒂冈出现的唯一一幅尤利乌斯画像。拉斐尔与索多玛完成署名室拱顶绘饰后,在一五○九年头几个月,开始绘饰他的第一个墙上湿壁画。有几位助手辅助,但这些助手的姓名已不可考。[8]这面大湿壁画面积约400平方英尺,日后画将在尤利乌斯神学藏书架后面的墙上,因此以宗教为主题。自十七世纪起,这幅画就被通称为《圣礼的争辩》(The Dispute of the Sarament),但它描绘的重点其实不在争辩上,反倒赞美或颂扬了圣餐和整个基督教。
拉斐尔所要绘饰的区域,是个底部宽约25英尺的半圆形墙面。比起米开朗琪罗绘饰的弧形壁面,这片平坦的墙面较容易作画,也因高度较低,上下轻松许多。和所有湿壁画家一样,拉斐尔从最上面画起,然后逐渐往下画,脚手架也逐渐往下拆,画最下方区域时离地只有几英尺。艺术史家均同意,这面湿壁画大部分是拉斐尔亲手绘成。叫人不解的是,和蔼可亲且好交朋友的拉斐尔,开始这件湿壁画时为何外来援助这么少;与之相对,在西斯廷礼拜堂,孤僻而沉默寡言的天才,却有一群闹哄哄的助手供他调度。
拉斐尔将花上六个多月的时间规划、绘制《圣礼的争辩》。据某项估计,他为此画了三百多幅预备性素描,且与米开朗琪罗一样,在这些素描中勾勒出各个人物的姿势和面貌。[9]画中共有六十六位人物,群集在祭坛周遭和上方,最大的人像高4英尺多一点。这些人物阵容强大,由众多名人组成。基督和圣母玛利亚身边环绕着圣经上的其他许多人物,例如亚当、亚伯拉罕、圣彼得、圣保罗。另一群意态生动的人物,包括基督教史上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圣奥古斯丁、阿奎纳、但丁和多位教皇,乃至侧身背景处的萨伏纳罗拉。还有两位人物同样一眼就可认出,因为拉斐尔将布拉曼特和化身为格列高利一世的尤利乌斯二世教皇,也画了进去。
尤利乌斯一点也不排斥自己化身为艺术家笔下的人物,但他和布拉曼特之所以被画进《圣礼的争辩》中,不只是为了虚名。一如在米开朗琪罗的湿壁画中,尤利乌斯在拉斐尔笔下,也是以耶和华神殿的建造者或重建者的形象出现。《圣礼的争辩》左侧,背景远处,有座教堂正在兴建,外墙上架了鹰架,几个身形渺小的人在工地里走动。但在另一侧,数块半修整的大理石块耸立在群集的诗人、教皇身后,仿佛正要动工兴建某个雄伟建筑。右侧这一建筑场景,使画中人物看来就像是在圣彼得大教堂半完工的支柱间活动(一五○九年时该教堂应已施工到此进度)。
因此,拉斐尔这幅以罗马教会为题材的画,隐含了颂扬该教会的雄伟建筑和其两位主要建造者(尤利乌斯教皇和他的御用建筑师)的意图。这一意图,就和撒迦利亚画像一样,带有艾吉迪奥的认可。在艾吉迪奥眼中,新圣彼得大教堂的兴建(艾吉迪奥希望高耸“直达天际”)是上帝计划里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尤利乌斯实现其教皇使命的象征。[10]
布拉曼特入画,或许意味着他和教皇居所的绘饰工程关系密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已将墙面湿壁画的构图责任交给别人。拉斐尔友人并替拉斐尔立传的诺切拉主教乔维奥写道,《圣礼的争辩》的构图,和教皇居所的其他湿壁画一样,都是尤利乌斯本人的心血结晶。[11]教皇大概勾勒出主题和人物的大要,且无疑是让萨伏纳罗拉入画的推手,因为他们两人在反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上的立场一致,尤利乌斯一直很认同萨伏纳罗拉的革命目标。事实上,萨伏拉罗拉遭处决的原因之一,在于招认(尽管是在刑囚下招认)他和流亡的朱利亚诺·德拉·罗维雷串谋杀害亚历山大。[12]
但这面湿壁画的更细节处,例如拉丁铭文,绝非由教皇或不识拉丁文的布拉曼特所决定。事实上,画中详细的历史场景势必是拉斐尔和某位顾问合力构思出来的,而依据最合理的推测,这人应是艾吉迪奥的弟子,尤利乌斯的图书馆长,三十八岁、外号“菲德罗”的托马索·因吉拉米(Tommaso Inghirami)。菲德罗是梵蒂冈较勇于创新的人士之一,不仅是图书馆长、学者,还是演员、讲说家。有次演出塞内加(Seneca)的悲剧《菲德拉》(Phaedra)时,菲德罗身后一块布景突然塌下,舞台工作人员赶紧上去更换,就在更换的当头,他当场即兴念出押韵的对句,因此赢得罗马最伟大演员的美名,“菲德罗”这一外号也不胫而走。无论如何,菲德罗很快就与拉斐尔交好,几年后,拉斐尔替他画了幅肖像,画中的他圆脸、肥胖,作大教堂教士打扮,双眼往上斜瞟,右拇指戴了枚戒指。[13]
这面湿壁画的绘制并非一帆风顺,开头几次失败,延宕了拉斐尔的进度。现存的构图性素描显示,这位年轻艺术家曾努力摸索合适的构图,拟出多种布局和透视图,但不久之后还是全部弃之不用。他和米开朗琪罗一样,努力想在这个创作经验有限的困难媒材上,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而且这件出乎意料落在他肩上的工作,工程之浩大、之动见观瞻,无疑叫他有点不安。《圣礼的争辩》有许多笔触需以干壁画法画上,这意味着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一样,刚开始对真正湿壁画很没把握。
仿佛《圣礼的争辩》还不够难、不够看似的,拉斐尔来罗马不久,还接了数个案子兼着做。刚开始制作这面湿壁画时,他就受教皇之请,着手画一幅圣母子[后来的《洛雷托的圣母》(Madonna di Loreto)],以挂在平民圣母玛利亚教堂。不久,他又接受乔维奥委托,着手绘制所谓的《阿尔巴圣母》(Alba Madonna)。乔维奥打算将此画送到诺切拉帕加尼区的奥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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