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禁果

胸脯的连衣裙、环住少女腰部的腰带。[13]但即使他真的在制作这尊青铜巨像时还有时间谈恋爱，从诗中精心雕琢的比喻来看，这首诗倒比较像是诗文习作，而不像是对某个真实存在的波隆纳少女赤裸裸地表露爱意。

还有位立传者推测这位艺术家可能得过梅毒，试图借此替米开朗琪罗辟除不举、恋童癖、同性恋之类的谣言。[14]得性病的证据来自友人写给他的一封令人费解的信，信中恭贺这位艺术家已被“治好一种男人染上后鲜能痊愈的病”[15]，但比起在波隆纳与异性热恋的证据，这个证据更为薄弱。米开朗琪罗活到八十九岁，一生未出现眼盲、瘫痪之类与梅毒有关的衰退症状，就是驳斥这一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总的来说，他亲身践行对孔迪维所提的禁欲教诲，似乎很有可能。

这种克己精神绝对不常见于拉斐尔工作室。这位年轻艺术家不仅在男人圈人缘极佳，还很爱在女人堆里混，很善于向女人献殷勤。瓦萨里说，“拉斐尔这个人很风流，喜欢和女人混，无时不爱向女人献殷勤”。[16]

如果说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刻意自绝于肉体欢愉的机会，拉斐尔则大有机会好好满足他那似乎无可餍足的欲望。罗马有三千多名教士，而教士的独身一般来讲只要不娶妻就算符合规定，因此城内自然有很多娼妓，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当时的编年史家声称，罗马人口不到五万，却有约七千名妓女。[17]较有钱、较老练的“尊贵交际花”（cortigiane onesti）所住的房子非常醒目易找，因为正门立面饰有俗艳的湿壁画。这些交际花不避人眼目，在窗边和凉廊搔首弄姿，或懒洋洋地躺在丝绒垫上，或以柠檬汁打湿头发后，坐在太阳下，把头发染成金色。“烛光交际花”（cortigiane di candela）则是在较不健康的地方接客，干活地点不是澡堂，就是杰纳斯拱门附近环境脏污、小巷纵横的红灯区（bordelletto）。皮肉生涯最后，不是在西斯托桥（尤利乌斯叔伯所建之桥）下了此残生，就是被关进圣乔科莫绝症医院，接受愈疮木（从巴西某树木提制的药物）的梅毒治疗。

一五一○年，罗马最著名的交际花是名叫因佩莉雅的女子，住在无骑者之马广场附近，拉斐尔住所就近在咫尺。父亲曾是西斯廷礼拜堂唱诗班歌手的她，住所大概比这位年轻画家的还要豪华，因为墙上挂满金线织图的挂毯，檐板涂上群青，书柜里摆满拉丁文、意大利文精装书，地板上甚至铺了地毯（当时少见的居家装潢方式）。此外，还有一项令人艳羡的装饰，传说拉斐尔和助手们在绘饰梵蒂冈教皇住所时，还抽出时间替她房子的正门立面绘了维纳斯裸像湿壁画。

若说拉斐尔和因佩莉雅见过面，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当时艺术家和交际花时相往来。交际花为画家提供了人体模特儿，而且有钱的赞助者有时还出钱请画家画他们的情妇。举例来说，在这几年前，米兰公爵鲁多维科·斯福尔扎就雇请达·芬奇为他的情妇赛西莉雅·迦莱拉尼画肖像。就连《蒙娜丽莎》的画中人都可能是交际花，因为有人造访达·芬奇书房后声称，看过一幅他所谓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之情妇的肖像画。[18]《蒙娜丽莎》画好后未交给朱利亚诺，或其他任何可能的委制者。达·芬奇非常喜欢这件作品，留在身边许多年，后来跟着他移居法国，而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买下。但没有证据显示，达·芬奇对这位谜一样的画中人除了审美兴趣，还有其他非分之想。拉斐尔与因佩莉雅的关系则不是如此。两人过从甚密，这位风流倜傥的年轻画家（或许可想而知）最后成了她的众多爱人之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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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斯托尔：《教皇史》，第六卷，第326页。

[2] 华勒斯：《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助手群》，第208页。

[3] 《论女性的尊贵与优越》（De Nobilitate et Praecellentia Foeminei Sexus），引用自吉尔勃特《上下于西斯廷顶棚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On and Off the Ceiling，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94），第96页。

[4] 更晚近也有人著书探讨伊甸园的性意味。例如，特里伯（Phyllis Trible）的《上帝与性的语言》（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uality，London：SCM，1992）；菲立普斯（John A. Phillips）的《夏娃：某一理念的历史》（Eve：The History of an Idea，San Francisco：Harper & Row，1984）；德律莫（Jean Delumeau）的《乐园史：神话与传统中的伊甸园》（The History of Paradise：The Garden of Eden in Myth and Tradition，New York：Continuum，1995）；李奥·史坦博格（Leo Steinberg）的《夏娃闲着的手》（Eve’s Idle Hand），《艺术季刊》（Art Journal）1975-1976年冬季号，第130～135页。但从性角度诠释“人类堕落”，并非始于近代学者。基督降生前就已有人持此观点。库姆兰会社（Qumrun Community）的《会众规章》（Serek ha-’Edâh），将希伯来人的“善恶之知”解读为“性成熟”。库姆兰这个犹太教团，于公元前150年至公元70年，住在死海西北岸的犹太沙漠里。后来斐洛（Philo Judaeus）、亚历山大的克莱芒（Clement of Alexandria）等作家，将蛇视为性欲和邪念的化身。更晚近，学者主张蛇是公元前九或前十世纪，迦南一地盛行之生殖膜拜仪式里的阴茎象征，《摩西五经》（Pentateuch）中最古老的“人类堕落”版本就在这时期编成。

[5] 李奥·史坦博格：《夏娃闲着的手》，第135页。

[6]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164页，注释128。这项建议写于孔迪维手稿的某个边注中。

[7]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24页。

[8] 参见德维奇与默斐合编《西斯廷礼拜堂：值得称颂的修复》一书，第91页，皮亚托（Maria Piatto）为此场景所撰的图说。

[9] 参见福柯（Michel Foucault）《性史》第二卷《快感的利用》英译本（The Uses of Pleasure：A History of Sexuality，Harmondsworth，Middx：Penguin，1987），译者Robert Hurley；洛克（Michael Rocke）《不容于世的友谊：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同性恋与男性文化》（Forbidden Friendships：Homosexuality and Male Cultur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一书，特别是第11页对折页。

[10] 《费奇诺书信集》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