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野蛮之众

重大的政治作用。例如，佛罗伦萨统治者在举兵讨伐比萨之际委制《卡西那之役》（描绘佛罗伦萨击败比萨的一场小冲突），就绝非偶然。西斯廷礼拜堂拱顶上的《马加比书》纪事场景，同样意味着米开朗琪罗（或者应该说某位顾问）汲汲于借此表明教皇的威权。

一五一○年春或夏绘制的某面大奖牌尤其有这方面的意涵。马列米圣经在《马加比书》下卷第一章，放了一幅亚历山大大帝跪见耶路撒冷大祭司的木版画，但画中事件其实不见于次经。亚历山大洗劫耶路撒冷途中，在城外遇见大祭司，大祭司极力警告会有恶果，致亚历山大心生恐惧而放过耶城。大奖牌上刻画头戴王冠的亚历山大，跪在头戴主教冠、身穿袍服的人面前。一五○七年梵蒂冈委制的一面彩绘玻璃，描绘路易十二跪见尤利乌斯，场景与此类似。这面玻璃和这面古铜色大奖牌均清楚表明，国王和其他世俗领袖都必须听命于教皇之类的宗教领袖。

因此，米开朗琪罗颂扬罗维雷家族教皇的用心，不止在于为礼拜堂饰上栎叶、栎实的做法，还在于透过这些古铜色大奖牌上的场景，强化教会的敌人应受到无情制伏这个坚定的信念。不过，米开朗琪罗私底下反对教皇的好战作风，因此，替尤利乌斯的征伐行动宣传似乎非他所愿。对进入此礼拜堂的信徒而言，《马加比书》故事画大概并不陌生，但要从地面上看清楚这些小圆画里画了些什么，大概只有眼力过人者才有办法。画面小，加上周遭还有数百个更大、更显眼的人物，意味着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必然有限。后来，拉斐尔在署名室隔壁房间的绘饰才让这类富有政治寓意的场景有了较壮观的呈现。

如果说开始绘制顶棚湿壁画时，米开朗琪罗对教皇的征战举动是喜恶参半，那么，一五一○年夏（他准备公开前半部成果之际），他对教皇的支持想必更为低落。

无惧于阿方索·德·埃斯特威猛的战名，也无畏于法国驻意大利的大军，尤利乌斯秣马厉兵，准备一战。他胸有成竹地告诉威尼斯使节，由他来“惩罚费拉拉公爵，拯救意大利摆脱法国的掌控”，是“上帝的旨意”。[8]他说，一想到法国人驻军意大利，他就食不下咽，枕不安眠（对爱美食与睡眠的尤利乌斯而言，这的确非比寻常）。他向这位使节抱怨道，“昨晚，我睡不着，起来在房间里踱步”。[9]

尤利乌斯大概深信惩罚阿方索、驱逐法国人是上帝给他下的使命，但他也深知没有俗世的帮助，不足以成事。因此，他趁着与瑞士联邦结盟的机会，成立精英部队——瑞士侍卫队，并赐队服（黑扁帽，礼刀，深红、绿色条纹的制服）。尤利乌斯几近信教般信赖瑞士士兵，欧洲最叫人丧胆的步兵。在前一世纪，瑞士突破性革新了长矛的运用（这时的长矛长18英尺），组成数支纪律严明、可随时上场杀敌的部队。为求动作灵活迅捷，他们作战时几乎不着盔甲，组成一个个紧密的小战斗单位，集体冲向敌军（至当时为止，这项战术几未吃过败仗）。一五○六年讨伐佩鲁贾和波隆纳时，尤利乌斯已雇用了数千名瑞士军人。那一趟远征，除了在教皇泛舟特拉西梅诺湖时吹号角伴奏，他们几无表现，但大胜而归似乎让他盲目相信了他们的战斗力。

瑞士部队还未越过阿尔卑斯山前来会合，讨伐费拉拉之役就于一五一○年七月发动。时值盛夏，绝非开战良机。炙人的骄阳让长途跋涉的部队叫苦连天，因为身上盔甲重逾二十二公斤，且几乎不透气。更糟的是，夏季是瘟疫、疟疾、斑疹伤寒好发的季节，历来这时候出征，死于这些疾病的士兵比死于敌人之手者还多。偏偏费拉拉周边又环绕滋生疟疾的沼泽，因而远在阿方索·德·埃斯特的地盘作战，需要克服的危险远不只该公爵闻名天下的炮手。

开战初期教皇部队在佛朗切斯卡·马里亚的带领下顺利挺进，攻入波隆纳东边的阿方索辖地。鉴于情势逆转，阿方索主动提议愿放弃他在罗马涅地区的所有土地以求自保，前提是尤利乌斯就此罢兵，不取费拉拉。他甚至承诺愿补偿教皇这次出兵的开销。但杀红了眼的尤利乌斯无意协商，并要阿方索驻罗马大使立即离境，否则就要将他丢入台伯河。这位倒霉的大使，正是后来以长篇叙事诗《疯狂奥兰多》（Orlando Furioso）著称于世的意大利诗人罗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这年春夏，他已来回奔走于相距三百二十公里的费拉拉、罗马五趟。也就在这时候，他埋头撰写他的传世诗篇——约三十万字、描写查理曼大帝时代骑士与骑士精神的《疯狂奥兰多》。[10]黑而卷的头发、锐利的眼神、浓密的胡子、凸出的鼻子，阿里奥斯托看起来颇有诗人样。他还以善战而著称，但他可不想和教皇比试，赶紧逃回费拉拉。

对阿方索而言，更坏的事还在后头。八月九日，教廷以背叛教会之名，将他开除教籍。一个星期后，教皇决定御驾亲征，显然希望重温当年大胆征服佩鲁贾、波隆纳的光荣。这次一如一五○六年时，除了老朽者，所有枢机主教全奉召入伍，并受命在罗马北边约一百公里处的维泰博集合。与此同时，尤利乌斯先到奥斯蒂亚（一如往常以圣餐作为队伍前导）巡视舰队。然后在那儿搭威尼斯战舰北行到奇维塔维基亚，再改走陆路，于三星期后的九月二十二日抵达波隆纳。

远征军不担心天热，反倒必须和恶劣天气搏斗。德格拉西沮丧地写道，“雨一路紧跟着我们”。[11]他还抱怨说，车队在烂泥里吃力行进时，所行经的各城（安科纳、里米尼、佛利）人民“照理应欢迎教皇，结果不欢迎，反倒哄然大笑”。[12]并非所有枢机主教都奉召前来，一些法国高级教士仍忠于路易，而投奔位于米兰的敌营。但至少进波隆纳时场面风光，开场喇叭声一如以前响亮响起，一五○六年的胜利进城场面于焉再现。波隆纳人的热烈欢迎让这位战士教皇觉得再获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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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开朗琪罗书信集》，第一卷，第54页。

[2] 并非所有艺评家都同意这一进度认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勃特主张米开朗琪罗至1510年夏已完成整个拱顶画（不包括弦月壁）（参见《西斯廷顶棚各部分的确凿日期》，第174页）。吉尔勃特的论断基于一项假设，即弦月壁部分是挪到后面一起绘制（关于此主题，参见曼奇内利《工作中的米开朗琪罗：弦月壁的绘饰》一文，第241页。米开朗琪罗绘饰弦月壁是与拱顶其他部位同时进行，还是将弦月壁统纳入另一工作项目，日后一起画，学界对此向来未有定论。1945年，德·托尔内主张米开朗琪罗直到1511年至1512年，拱顶湿壁画的其余部位都画完，才开始绘饰弦月壁（《米开朗琪罗》，第二卷，第105页）。更晚近，这个观点得到吉尔勃特（Creighton E. Gilbert）采用（《西斯廷顶棚各部分的确凿日期》，第178页）。其他艺术史家，例如曼奇内利，则不表认同，他认为弦月壁并未移入另一工作项目，挪后完成，而是与拱顶其他部位同时绘饰，参见曼奇内利《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技巧：西斯廷礼拜堂首批弦月壁清理工作摘记》（“The Technique of Michelangelo as a Painter：A Note on the Cleaning of the First Lunettes in the Sistine Chapel”），《阿波罗》（Apollo），1983年5月号，第362～363页。曼奇内利这篇文章的论点，即“弦月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