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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太牛了,就是用这个制度,将整个国家的家底彻底算明白了。
户籍不仅对秦国人口进行了普查,而且商鞅还做了进一步的限定,到岁数必须分户单过,限制人们随便旅游,出村要看路条,不许私人开旅馆。
此时,秦国的天空飘扬着五个字:谁都别想跑!
商鞅将秦国的政权结构设计为了郡、县、乡、亭、里、什伍的金字塔结构。
教科书中只讲到乡一级,咱们说些更基层的,上面的这些高级建筑在后面刘邦入咸阳时会系统讲。
五家为一伍,领导是伍长;十家为一什,领导是什长;百家为一里,领导是里长;十里为一亭,领导是亭长;十亭为一乡,领导是乡长;十乡为一县,领导是县令或县长(万户为令,小于万户为长);十县为一郡,领导是郡守。
上面都是主管领导,领导的身边还有一堆副手。
县有丞、尉、斗食、佐史等吏;乡有秩、啬夫(负责司法和赋税)、游徼(辖区治安);亭有求盗(负责治安)、亭父(负责后勤)各一人。
上述岗位下面还有各种细分,总之层层负责、层层落实,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一条线地追查下去,然后严刑峻法!
商鞅的户籍改革产生了什么伟大意义呢?
从此,秦国有了一套国家操作系统。
之前,土地在士大夫们手上,打仗修水利,找谁要钱都费劲,不光钱要不上来,最可恨的是,谁家有多少家底儿,国君都不清楚。
国家危难之时,国君最怵的就是能动员上来多少力量去平这件事?找谁去动员?
现在改革后就都方便了。
整个国家有多少地,门儿清;每年都收多少粮食,门儿清;有多少户人口耕种,门儿清;有多少人能上战场,门儿清。四大门儿清后的显著成效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实际上,古往今来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最佳入手点就是土地。将土地账本厘清,鼓励开荒,这是每个朝代初期的标配做法。
给农民土地种,让农民养活自己且顾不上干别的,基本上就排除了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老百姓有了活路,有了恒产,自然就有了恒心,自然也就踏踏实实地当顺民,老老实实地被统治者抽血。
土改的第三件事是移民。
这件事做得很有大局观。当时,秦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不是现在北、上、广、深,而是以现在的河南地区为中心画圆,半径涵盖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的土地,而且越靠近河南,人口密度就越高。
秦国以东的人口要比西边的人口多很多。看到东边的地不够种,而西边的地却都荒着,商鞅大笔一挥,对西部进行大开发。都给我移民!跑得快的有地种,谁种了就归谁。
秦国的广大底层人民沸腾了,大量的无产者因此踏上了西进的道路。而且,秦国不光搞国内分流,还在国际上招徕非法移民。
由于韩、赵、魏地处中原,且开发较早,所以人口底子好,地少人多。秦国瞄准这一点大肆宣传,鼓励非法偷渡,只要来了就给地、给优惠政策,从而大量的三晋公民变成了“西大荒”的建设者。
这事儿商鞅是怎么和领导沟通的呢?
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您应该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和赋税,让他们不用参战;如果他们去咱们国内的那些岭坡、土山、沼泽的地方去开荒,不仅没有徭役,还十年不收税。
咱们招徕三晋的人专门给咱进行生产,咱们再派咱本国的士兵去攻打他们的国家,咱们春天包围他们的农田,夏天吃他们的存粮,秋天抢他们的麦子,冬天挖他们藏的粮食,靠武力夺他们的国土,以郡县政策巩固他们的后裔,简直太美好了。(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
这种精明到了极致的人只要一现世,天下必然将掀起腥风血雨!
土改的最后一件事是统一度量标准。
这个有必要单独说吗?很有必要。
统一度量有两个重点应用:利于征税、废除货币。
过去的度量标准有很多种,比如张村是碗,李村是锅,王村是瓶,这在征税时就很不方便。每个村都得解释,每个村都得换算,特别费劲,不符合商鞅又急又暴力的性格。
商鞅再次粗暴地定标准,都给我统一!我看谁再跟我说废话!
商鞅对货币始终抱有敌视的态度,用他的话说:“金生而栗死,栗死而金生。”
在他的眼里,这两种东西是有你没我的状态,老百姓们干上买卖就不好好种地,满脑子小算计,没法糊弄。
商鞅在统一度量后废除了秦国的货币,百姓间的交换变成了以物易物,经济发展一朝回到了之前。但不得不说,这种政策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国力,让人民变为没有选择的农民。
废封改县、土地授田、荒地移民、统一度量,商鞅用这四招系统性的全方位组合拳,将秦国由一瓶五百毫升的矿泉水变成了一瓶二点五升的大可乐,并为统治者匹配了户籍制度和各层官吏这个一插到底的大吸管,随吸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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