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忌执着

8.忌执着
;
;
;
一
;
;
;
　　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①。”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②存亡，生灵涂炭③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④不识好恶。(许顗《彦周诗话》)
;
;
;
　　彦周⑤诮杜牧之《赤壁》诗，社稷存亡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是措大不识好恶。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
;
;
①铜雀：台名，曹操所筑，在邺城(今河南临漳县)。二乔：江南乔公二女，都极美。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　②社稷：土地神及谷神，指国家。　③生灵：百姓。涂炭：泥涂炭火中，喻苦难。　④措大：指士人。　⑤彦周：宋时诗话作者许顗字。
;
;
;
杜牧的诗说，要是东风不给周郎帮忙，他不好用火攻，那就会给曹操打败，弄到国破家亡，连二乔也保不住，就是说周瑜的打胜仗是侥幸成功。但许顗认为这次战争有关吴国存亡，百姓遭难，杜牧什么都不说，却只怕捉了二乔，显得不知轻重，不识好歹。
;
这里接触到怎样读诗的问题，如对于怀古的诗，要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价呢？就读史说，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自然远远比两个女子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诗。那末，诗人只关心两个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自然也大成问题。
;
但诗和史论不同，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所谓“言近指远”，不像史论那样可以作全面论述。言近，讲的是切近的事；指远，反映出一般的较深远的意义。这诗咏赤壁，赤壁之战的主将是周瑜，联系周瑜来说，倘二乔被掳正说明周瑜的国破家亡。诗人就是这样用个别的事来说明这一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这也就是诗的表达法不同于史论的地方。许顗执着史论的见解来评诗，没有注意到诗同史论的不同，所以“未免错会”了。
;
;
;
二
;
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①，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升庵诗话》八)
;
“千里莺啼绿映虹，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②，多少楼台烟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
;
;
①杨慎要改杜牧诗，不说他自己要改，说是俗本错了。明朝人往往喜欢这样说。　②南朝帝王贵族多好佛，兴建的寺庙很多，所以有四百八十寺的说法。
;
;
;
　　杨慎执着“千里”两字提出批评，认为千里之远，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不合适，主张改作“十里”。实际上诗人写的不是他站在一处看到的景象，是指整个江南春色说的，“千里”正指江南范围的广阔。
;
三
;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噉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真可已于世乎？”(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
;
《卫风·河广》言河之不广，《周南·汉广》言汉之广而“不可泳思”。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企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此如《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则溱、洧可“蹇裳”而“涉”。苟有人焉，据诗语以为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唐诗中示豪而撒漫挥金则曰“斗酒十千”，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说者聚辩，一若从而能考价之涨落、酒之美恶。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三论《公羊传》记葵丘之会)，而未触类园览。夫此特修词之一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窃谓始发厥旨，当推孟子。《万章》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39;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奇而非诬。《礼记·表记》：“子曰：#39;情欲信，词欲巧’”，亦见“巧”不妨“信”。诚伪系乎旨，徵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谓“志”也，验夫所言之事，墨经所谓“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无“害”。言者初无诬罔之“志”，而造作不可“信”之“辞’；吾闻而“尽信”焉，入言者于诬罔之罪，抑吾闻而有疑焉，斤斤辩焉，责言者蓄诬罔之心，皆“以辞害志”也。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而不诚者也。《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于“诳语村言”哉？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而多出于不思。《颜氏家训·勉学》记《三辅决录》载殿柱题词用成语，有人误以为真有一张姓京兆，又《汉书·王莽传赞》用成语，有人误以为莽面紫而发声如蛙。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河广》)
;
这里提到诗和文的不同，也是诗和史的不同，就是不能用读历史的眼光读诗，也就是破除执着，避免一些对诗的不正确看法，更好地理会诗的特点。历史要注意时、地、人所构成的事件，要如实记载，所以这里比做炊而为饭，但不变米形。写诗也接触到时、地、人或事，但同历史不同，好比酿而为酒，酒的形质尽变。现以《诗经》里的《凯风》和《小弁》这二首的序及诗为例，来看文和诗的不同。《凯风》的《序》：“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母氏圣善，我无令(善)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序》好比饭，可以看到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