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三)_魏特琳日记第4章

　　10月1日，星期五一个晴朗的早晨。在迎接新的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勒紧裤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天气会带来什么。上帝是多么怜悯我们，创造阳光让我们享受，但又让我们在期盼它的时候忐忑不安；为恋人和儿童创造了月光和星光，但又让我们渴望云彩来遮挡它们。
　　大约在9时，第一次警报响了，但没有紧急警报，约11时，空袭警报解除了。我一直呆在我的办公室里，打算在听到紧急警报时立即到地下室去。由于紧急警报没有响，我才能为《传教新闻通讯》写一段有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新闻。
　　我们现在每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答复要求使用我们校舍的各种机构。我们希望这些校舍将被用来救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让政府机构使用。大约有二十名“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占用了邻里中心。市立医院要求使用家庭手工学校的校舍，我们同意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把小小的邻里学校搬到主校园里来。我们星期天下午的礼拜也可以回到科学报告厅进行，多年来这一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的。
　　由于没有电，收音机还是无法使用。凯瑟琳在分别同吴博士、程夫人和我长时间的讨论，以及自己的长期考虑后，她终于决定星期一乘英国轮船去汉口。她原先想乘中国轮船，这样价格要便宜得多，但我们觉得风险太大。如果中国的交通工具是日本空袭目标的话，那么中国轮船是不安全的。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娱乐委员会，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娱乐。
　　10月2日，星期六今天早上的祈祷会刚结束，我就接到了上海纽（New）夫人的一个长途电话。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首先是对她的大学同学贻芳的关爱和邀请。然后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她们已在上海开始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注册了。她帮助鲁丝和弗洛伦斯在韦尔路999号楼建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她们对与圣约翰大学的合作计划很热情。幸运的是要到10月18日才开学。她们计划为仅有的7名学生再进行一次入学考试。这7名学生中有6人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的第二次考试，1人是在南京考的。如果我们能够招到一个小班的新生那就太好了。她们在潘亭街321号A座找到了一个带家具的小公寓。校友和以前的教师如王贵学（音译）和林赛·刘（Lindsey Lieu）等都在帮助她们，那儿有很多朋友在分担重任。
　　上午8时～10时。在我吃完早饭前，警报响了，结果没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上午收到了鲁丝和弗洛伦斯的两封令人鼓舞的信，信中她们讲述了校友聚会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聚会的事，有40名学生参加了聚会。学生的情绪很好，她们庆贺自己又能上学了。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学生说，现在她家有40个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难民。
　　看完这些信后，我们立即召集在校的招生委员会成员开了一次会，决定在10月11日考试，并在一天内考完。
　　下午5时～6时。我拜访了邻居，发现即使是菜农家，所有的年轻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农村去了，只有老母亲以及可能是长子的孩子还在家里。有一户人家，虽然屋内的地面是泥土，屋顶是稻草，我却发现他们花了一百多美元修建了一个防空洞。他们很大方地让穷邻居共享他们的防空洞。
　　我忘记说了，中午我去了布雷迪医生家，看看能否听到中午的广播。他们那儿还是没有电，但是我发现布雷迪、贝茨、斯迈思、米尔斯在吃中国餐。由于价格昂贵，许多外国人已经放弃了外国的食品。我听到了四次广播，而我原想只听一次。我在2时30分艰难地回到家。怎样鼓励越来越少的礼拜者？怎样帮助教会应付难民和伤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我们谈话的主题。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中国无法独自满足难民的需求。
　　吴博士收到了蒋夫人的一封信，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正在同日本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我的那份任务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而且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12月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7时。我听见下关传来枪声，我的第一感觉是日本军舰到了，我们已处在被长期炮击的境地。幸运的是我错了，但我一直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校园里，我们继续把家具搬到三楼或是专门的房间。上午，一些工人还在清理中央楼、科学楼和实验学校，其他人在清理宿舍，助理注册员在写告示和牌子，而戴师傅在总务处为“引导员”指按照计划引导难民住宿者。做袖标。我完成了我们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的估计，共为2750人（8所房子分配给难民，每16平方英尺1人）。这个数字尽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办到的（后来在我们6所建筑里的难民人数实际上超过了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