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以爱国的名义（1）

以爱国的名义

被捕学生在黑暗的囚室里等候着天明。

他们的命运，令许多人彻夜难眠。北京各校的同学都在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曹汝霖在六国饭店开会，和幕僚们商议应付他个人危机的办法；内阁总理钱能训也在自己的官邸召开阁员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学运。

对5月4日那天学生与警察的表现，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年轻而激情的学生，参与政治示威活动，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立志要演绎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的现代版；另一种则自视为聂政操琴、荆轲献图、鲁仲连蹈海的传人，誓以一己之性命，求社会正义的伸张。

从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到东交民巷的请愿，由一群现代太学生领导，表现出高度的文明，足以垂范后世。而后来火烧赵家楼与殴打章宗祥，则是侠士登场，少数学生不惜以身犯禁，制造惊世骇俗的事端，甚至以牺牲个人来唤醒民众。他们相信只要目的是正义的，无论采取任何手段，都足以名垂青史。

社会舆论几乎是一面倒地同情支持学生，指责警察抓学生是“残暴”、“野蛮”、“专制”。在一场中华民族大觉醒的运动中，个别人的过激行为是对是错？曹、陆、章等人是否真有卖国？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诚如梁敬錞所说：“私人是非，乃至政治生命，都不过是意识觉醒中的微波，或怒火中的燃料而已，不足影响这运动在历史上之评价与地位。”

学生的爱国主张，以及他们不畏牺牲，不畏强权，坚持和平、理性地表达诉求，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理所当然会赢得社会的钦佩和支持。然而，当个别学生不顾指挥者的劝阻，开始纵火、殴人时，警察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呢？这是一道考验政府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难题。

从5月4日的情况看，警察还算克制，没有过分使用暴力，学生集会游行时，警察没有强行阻止，甚至在学生闯入曹府后也没有马上抓人，只是当事情发展至纵火和打伤人（当时以为打死了人）以后，才开始抓捕和驱散学生。

当被捕学生从步军统领衙门移送警察厅后，待遇大为改善，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慰劳学生，给他们换了较宽敞的囚室，允许他们走动与交谈，还赠送报纸给他们了解外面的情况；伙食标准按警察厅科员例，每人每餐约一毛有零，吃饭时共分五桌，每桌六七人；允许外面的同学探视，也允许里面的同学托寄信外出。

由此可见，警方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以一个文明国度对待政治抗议活动和政治犯的标准来看，至少算是合格的。

总统和内阁对事件的反应，也没有头脑发昏，马上诉诸白色恐怖，所谓“解散大学、严惩学生”等等，只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政府，政府也没采纳。徐世昌最初想拿学潮做筹码，打压段祺瑞的气焰，所以对学生颇为宽容。

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是北洋老人，但段祺瑞自恃敉平张勋复辟，有再造共和之功；又主张中国参战，使中国成为战胜国，忝列巴黎和会，功高盖世，气焰熏天，把个退耕老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徐世昌讨厌段祺瑞是实，但说他为了“对段示威”而搞出个五四运动来，则未免荒诞不经了。

政府似乎低估了学潮，以为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因此，政府在一开始忙着封锁消息，切断北京与外国的无线电联系，希望事态不再扩大。在钱宅的会议上，竟有人提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坚决反对。又有人提议至少要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傅氏仍然反对。双方争论不休，钱能训气急败坏地问傅氏：“你说蔡鹤卿（元培）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如蔡鹤卿死了怎么办？”

在政府中，徐世昌对学运，是倾向于温和处理的，而以段祺瑞为首的军方，则力主严厉镇压，包括解散学校、更换校长。段芝贵甚至扬言，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尽管被拘捕的学生不一定就是纵火和殴打官员的人，但政府依然决定把他们移送法庭审判，以收杀鸡儆猴的作用。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下，各种飞短流长，在校园里不胫而走，有人说章宗祥已经死了，学生背了杀人的罪名；有人说被捕学生在警察厅遭到严刑拷打；有人说他们会被判处死刑。大家都没经历过这种大风浪，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都等着学生领袖们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安排。罗家伦说：“当时各学校的中心，自然是北京大学，至于北大主持这个运动的躯干，要算是新潮社及国民杂志社里面的人。” 和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一批学生领袖，已在风浪中自然形成，受众星所拱了。

罗家伦从赵家楼回到北大东斋（第一宿舍）后，筋疲力尽，倒头便睡，睡到黄昏6点爬起来，又再投入活动。晚饭后，北大派出了一批代表，到各学校联络，准备在第二天，全北京的高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罗家伦负责连夜到各报馆去解释今天发?的事情。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十几家主要报馆。当他拖着疲乏的步履返回北大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夜幕下的古都，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