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7枚奥运奖牌

。因此，她们在赢得第一场比赛后并没有庆祝，而是开始计划下一场比赛。“不管是在热身、在更衣室、在球场、在公寓，还是在做恢复训练，我们都只看当下，”沃尔什说，“不担心未来，也不回忆过去，只关注当下。”

英国队在小组赛中击败了宿敌阿根廷队，赢得了小组冠军；随后又在1/4决赛中击败了西班牙队，晋级半决赛，准备迎战新西兰队。8月17日，丹尼·凯里在决赛当天早上向队员们展示了比赛计划，看上去十分放松。实际上，他从未感到过如此不适、恶心、焦虑，以至于毫无食欲。他对4年前那场负于阿根廷队的比赛记忆犹新。有心理学家跟他讲过空中乘务员效应。“当飞机遭遇强大气流时，乘客会看向乘务员，”凯里说，“你需要表现得一如往常，面不改色。如果连乘务员都紧张了，那么乘客们就都会紧张。这需要乘务员具有控制能力。我们可以制造这种效应。”在比赛期间，他坐在看台上纵观全局，并与坐在场边板凳上的助手进行着思路清晰的沟通。“我做到了，但我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才让自己看起来风平浪静。”凯里说。对队员来说，这只是一场比赛，仿佛跟晋级资格没有关系，不是什么第一次闯入奥运会决赛的机会。

那着实是一场血战。上半场，队员克丽丝塔·卡伦被对方队员的手肘击中头部，鲜血立刻从她脸上涌了出来。守门员马迪·欣奇（Maddie Hinch）跑过去说：“快回答我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哪儿？是哪半场比赛？刚才得分的是哪一方？你上周打的什么比赛？队伍上周赢了吗？”

“我很担心自己会因为脑震荡而接受手术，所以在医生来之前我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卡伦回忆说，“我一定要参加决赛。”她额头上的伤口缝了8针。5分钟后，她走到场边，大声喊着要上场比赛。

结束的哨声响起了，大家围成半圆，互相祝贺：

“只要再赢一场！”

“我们的目标是金牌！一定要记得！”

决赛前一天的早上，罗森布拉特组织球队进行了由他指导的最后一次训练。一个月前，他接受了足球协会的邀请，即将去到戴夫·雷丁手下工作。训练结束时，他把队员们召集到一起，向她们展示了幻灯片，上面是她们曾经希望自己能具备的身体特征：强壮、令对手闻风丧胆、看上去就不好惹，等等。“看看队友，再看看自己，”他说，“你们已经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证明了，你们拥有这些特质。这一切你们都做到了，剩下的就是走出去，夺取本就属于你们的胜利。”

在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中，英国队明显处于劣势。的确，她们并不是最强战队。荷兰队的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步步为营，英国队则完全无力还击。

丹尼·凯里坐在人群中，认为大家没问题。在毕萨姆庄园的周四思考日，队员们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他知道队员们的状态会重新回归；知道大家会去罚点球；知道对方有最好的门将，可以应对罚点球；知道队员们明白如何站在荷兰队的角度去打比赛。“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凯里说，“就是存在着这样一些事情，连科学都无能为力，就像人们曾以为地球是平的。”与半决赛时不同，他现在镇静自若，深信队伍一定会赢，即使眼前满是荷兰队枪林弹雨般的进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这就是丹尼·凯里，冷静忧郁，擅长分析。8年前，他因与队员沟通不足而备受指责，而现在，他却已经可以觉察出队员们的潜意识了。“我知道我们会赢，”他说，“我就是知道，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姑娘们赢得了金牌，回到了英国队的大本营。斯塔福德·默里专程地向她们表示了祝贺。“这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最懂得感恩的队伍，”他说，“不自负，不傲慢，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我非常感谢她们始终保持着英国人的优雅。”

大本营里有一个25米长的游泳池、一个拳击台、一个柔道和跆拳道场地，以及一个健身房。这里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英国直接运来的，这样一来，运动员们得以享受到与国内相同的训练条件。

默里、朱莉娅·韦尔斯和克里斯·怀特在大本营的信息技术工作室里工作。工作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有14台笔记本电脑和9台平板电视。“刚来的时候，那只是一间陈旧的信息技术教室，里面只有一些20世纪90年代生产的电脑，”默里说，“空调是坏的，实际上，打开空调之后，屋里反而更热了。”

里约奥运会运动表现分析项目的准备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起初，他们考虑复制伦敦奥运会的模式，让12名分析师在一个中心办公区工作，但后来他们还是选择了两个地点：一个是设置于英国商学院的英国奥运代表队总部，该学院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富人区巴拉达蒂茹卡；另一个则是曼彻斯特。

韦尔斯和默里几乎同时在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接受迈克·休斯的指导。怀特也是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最早被默里招入英国体育学院分析团队的一批人才之一。在为里约奥运会做准备的两年中，他们吵过几次架。韦尔斯指责默里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想照搬伦敦奥运会的模式。默里则坚持认为，新技术会平白无故地令项目变得更复杂。

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前，三人做出了一个约定。虽然大家彼此爱护、相互尊重，但如果真的到了针尖对麦芒的程度，那么大家需要坦诚相待。例如，如果怀特已经受够了默里，那么他完全可以直接说：“好吧，我今天不想看见你，因为你已经受够我了，我也受够你了，我们今天还是不要见面了。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你，只是因为我们都需要一些空间。”

“在那种环境中，生活就会变成一出肥皂剧，”默里说，“整个人疲惫不堪、压力重重，运动员和教练问你要这要那，微不足道之事会令你怒火中烧。”

当然，默里也承认，自己在与他人共处一室时经常会惹恼别人。他对整齐和计划性要求很高，就像有强迫症一样。他坚持在轮班结束后去喝啤酒，即使已经到了凌晨3点，所有店铺都关了门。有时候，这会惹怒同事，他们会跟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担心啤酒了行吗？”

默里的团队在比赛开始前花了几天时间为系统的正常运行做准备，还对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他们开车在城里转了一圈，以估算晚上和高峰时段运送硬盘所需的时间及安全性。“我开车的速度比奶奶还慢，而克里斯和朱莉娅却融入了里约模式，一脚油门，一路狂飙。”晚上独自出门对谁都不安全，所以需要两名分析师一起运送资料。他们标出了各场馆和酒店的上网速度，有些地方的网速特别慢，开车去送U盘都比从网上下载两分钟长的视频快。与伦敦不同，他们只能通过无线网络接入奥运会的广播服务，而无线网络又一直处于崩溃状态。于是，留守曼彻斯特的团队将从英国广播公司播客服务截取视频作为应急措施。所有的运动表现分析师都通过WhatsApp保持着联络，并可以在WhatsApp上请求尽快提供特定的视频片段。

“第一天就停电了，但这次我们做了准备，”默里说，“这一次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准备得有点过了头。”

里约奥运会的最后一天，英国队处于创造历史的关键时刻，默里陷入了沉思。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英国队代表身份参加奥运会。他在英国体育学院工作了20年，是迄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