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7枚奥运奖牌

2016年8月16日下午，安德烈娅·乌尔斯站在里约奥运会自行车馆的看台。那天是奥运会开赛的第11天，也是场地自行车赛的最后一天。乌尔斯当时已是加拿大队的体育运动科学、医学及创新项目的负责人，需要密切关注赛事的全部情况。

她站在一个狭长的金属平台上，那里挤满了来自不同竞赛国家队伍的运动表现分析师。大家肩并肩地工作着，对面就是赛场直道。有的分析师蜷缩着蹲在笔记本电脑前面，有的则坐在可折叠的塑料椅子上，拍摄着比赛。

“在我刚开始做分析师的时候，场馆里根本就没有分析师专区，大家只能分散在看台上。”乌尔斯一边说，一边注意着赛道上的情况。“工作人员会驱赶我们，但我们也只是挪到了其他地方而已。随着运动表现分析团队越来越多，他们终于意识到，必须给分析师设立一块专区。”乌尔斯谈到的是她在英国自行车队里工作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英国体育学院成立之初。“我记得，斯塔福德·默里在第一次来帮忙的时候，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为壁球运动做的视频分析，于是我们开始做横向思考，考虑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到自行车运动中。我们以前录制过比赛，但没有真正分析过。在斯塔福德的帮助下，我们开始正确利用视频。”

英国分析师威廉·福布斯和德博拉·塞兹（Deborah Sides）就站在离乌尔斯不远的地方。他们正在录制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凯林赛决赛。这场比赛需要绕赛道骑行8圈，起初，6名运动员在领跑摩托车身后的气流中骑行了5圈半，随后领跑摩托车离开了赛道，自行车运动员开始全速冲刺。当天参加比赛的英国自行车运动员是贾森·肯尼（Jason Kenny），他正在为自己的第6枚奥运金牌努力。

在进入第6圈，领跑摩托车离开之时，裁判鸣了枪，表示有人犯规。来自马来西亚的阿齐祖哈斯尼·阿旺（Azizulhasni Awang）和肯尼在领跑摩托车退出赛道之前，超过了摩托车后轮，这意味着两人的成绩将自动取消。

此时，斯塔福德·默里正坐在城市另一头的英国队总部里。坐在他旁边的是分析师保罗·沃斯福尔德（Paul Worsfold）、朱莉娅·韦尔斯和克里斯·怀特（Chris White）。

看到自行车赛场上发生的情况，怀特立刻给福布斯和塞兹打了个电话，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他们从车头位置拍摄了比赛，但还需要找到另一个角度上的录像，才能提出申诉。默里给驻扎在曼彻斯特的分析师发了短信，请他们把自己拍下的所有视频都发来，然后再转发给福布斯和塞兹。

肯尼的教练伊恩·戴尔（Ian Dyer）手持平板电脑，走到裁判身旁。福布斯和塞兹已将视频片段传输到戴尔的平板电脑上，而视频显示了领跑摩托车离开赛道时的情况。戴尔向裁判展示了视频。他们交谈了10分钟，场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讨论什么。用肉眼做出判断的裁判终于承认，并不能确定肯尼超过了领跑摩托车的后轮。“视频解开了比赛的疑点，这是申诉成功的关键，”默里说，“如果没有这段视频，肯尼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裁判撤销了对肯尼的判罚，比赛重新开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又有人犯规，这一次是德国自行车运动员约阿希姆·艾勒斯（Joachim Eilers）超过了领跑摩托车后轮。裁判依旧未能做出决定性裁决。第3次才是真正的决赛，肯尼以0.04秒的微弱优势获胜。加上这枚金牌，英国自行车队最终以6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的成绩收官，在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名列榜首。排在第2位的是荷兰队，1金1银。在被问及是否还支持英国队时，乌尔斯回答说：“没有，我期待别的队伍能赢。他们太霸道了，令人生厌。”

英国曲棍球队在里约奥运会开赛前10天就来到了奥运村。他们选择住在奥运村，而没有选择英国队设在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的官方基地。米纳斯吉拉斯州位于里约热内卢北面，得坐1小时飞机才能到。“入住奥运村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沃尔什说，“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我们可以去修指甲、做头发，还可以去游戏室里玩。你还可以看到许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话，那真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当然，我们必须走出这套体系。”

在训练的最后一天，曲棍球队员们登上了可以俯瞰里约热内卢的舒格洛夫山（Sugarloaf Mountain）山顶。按照之前的约定，一离开这座山，训练就正式结束了。队员海伦·理查森说：“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得拿出比赛的状态来。”

开赛前，教练丹尼·凯里和队员们一起坐下来制订了计划：吃饭时间、路程时间、休息时间、理疗时间等。实际行程与日程安排没什么出入，一切都很顺利。队员们相当迷信，都有自己的安排，所以才不会有太多偏差：在大巴车上的位置、在更衣室里的位置、谁听音乐、谁不听等。

和从前一样，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要在14天内完成8场比赛。“如果想赢，我们就得让最后一天的表现与第一天一样好，”体能教练本·罗森布拉特说，“我们要把体育竞赛看作一种创伤性事件，尤其是在输掉比赛的时候。如何帮助队员恢复状态？她们有业务能力，但也有社交恐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开关，用来防止大家的皮质醇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

罗森布拉特整理出了一份电子表格，详细列举了每位队员在比赛中可能会面临的威胁。这些威胁被分为五类：精神类、保健类、营养类、医疗类，以及其他。每类威胁都配备了对应的行动计划。个人方面包括“意志力”“首次参加奥运会，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信心”“骨盆力量”“性格冲突”等。

就像其他方面的训练一样，恢复训练有周期性。强行恢复的策略会破坏潜在的生理机制，并扰乱训练适应，因此，在训练期间很少使用。但比赛期间，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些策略。

罗森布拉特已经不再使用恢复训练这一说法了，而是使用“准备训练”。他希望队员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场比赛上。准备训练包括：在酒店楼梯间进行瑜伽训练、在停车场进行降温训练，以及泳池训练等。

罗森布拉特和之前的戴维·汉密尔顿一样，是日光黄性格。他坚信，乐趣是恢复状态和表现的关键因素。所以，作为队内的搞笑担当，他需要保持自己的行事风格，随时抖包袱，随时口无遮拦，不管比赛是赢是输。大家期待这样的训练，从这样的训练中受益良多。

他们决定不参加开幕式游行，因为参加游行意味着他们要站很长时间。第二天有对阵澳大利亚队的首场比赛，开幕式活动会影响队员们的身体状态和比赛水平。

半场结束时，她们轻松领先。裁判一吹响哨子，她们就火速冲进更衣室，而澳大利亚队的队员则在后面拖拖拉拉地走着。这个细节是事先计划好的：一定要跑着去更衣室，以表明无论结果如何，她们都是一支团结高效、训练有素、队员身体状态良好的队伍。“我在跑过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时，感觉自己建立了很好的形象，真的很兴奋，”海伦·理查森回忆说，“其他人也有同感。我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永远这样跑下去。”

开赛之前，大家一致认同：每次只专注于一场比赛，只专注于下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