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朱元璋篡夺了元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成为地主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表。他当然是尊重、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想望的那样。大地主们也有两面性，一面同样尊重、维护他的统治；另一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地主们家里有人做官，倚仗政治力量，用隐瞒土地面积、荫庇漏籍人口等手段来与皇家统治集团争夺土地和人力，直接影响到皇朝的财政、税收和人力使用。“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指税。”(43)“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44)由于触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们的强占、舞弊，皇朝的经济基础发生问题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了、激化了，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基础，非对触犯他的利益的大地主加以狠狠的打击不可。

朱元璋从渡江以后，就采取了许多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措施。例如龙凤四年（1358）取金华，便选用金华七县富民子弟充宿卫，名为御中军。(45)这件事一方面表示对地主阶级的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军事措施，因为把地主们的子弟征调为禁卫军人，随军作战，等于做质，就不必担心这些地区地主的军事反抗了。洪武十九年（1386）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凡一千四百六十人(46)，也是同样作用。对地主本身，洪武三年（1370）做的调查，以田税多寡进行比较，浙西的大地主数量最多，以苏州一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石到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户；五百石到一千石的五十六户；一千石到两千石的六户；两千石到三千八百石的两户，共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纳粮十五万一百八十四石。(47)三十年（1397）又做了一次调查，除云南、两广、四川以外，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地主们田在七顷以上的共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编了花名册，把名册藏在内府印绶监，按名册以次召来，量才选用。(48)应该看到，田在七顷以上，在长江以南的确是大地主了，但在长江以北，就不一定是大地主，而是中小地主了。

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也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依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说过：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今郡县富民，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者。叫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49)另一面他又指出：“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50)以此，他对地主的政策也是两面性的，双管齐下。一是选用做官僚，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二是把他们迁到京师，繁荣首都，同时削弱了地主在各地方的力量。在科举法未定以前，选用地主做官，叫作税户人才，有做知县、知州、知府的，有做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51)例如浙江乌程大族严震直就以税户人才一直做到工部尚书，后来浦江有名的郑义门的郑沂竟从老百姓任命为礼部尚书。(52)又以地主为粮长，以为地方官都是外地人，不熟习本地情况，容易被黠胥宿豪蒙蔽，民受其害，不如用有声望的地主来征收地方赋税，负责运到京师，可以减少弊病。(53)洪武四年（1371）九月，命户部计算土田租税，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选占有大量土地纳粮最多的地主为粮长，负责督收和运交税粮。(54)如浙江布政司有人口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每年纳粮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设粮长一百三十四人。(55)粮长下设知数（会计）一人，斗级（管斗斛称量的）二十人，运粮夫千人。(56)并规定对粮长的优待办法，凡粮长犯杂犯、死罪和徒流刑的可以纳钞赎罪。(57)洪武三十年（1397）又命天下郡县每区设正副粮长三名，编定次序，轮流应役，周而复始。(58)凡粮长按时运粮到京师的，元璋亲自召见，谈话合意的往往留下做官。(59)元璋把征粮和运粮的权力交给地主，以为这个办法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60)；免地方官“科扰之弊，于民甚便”(61)。他把地主也当作良民了。但是事实恰好相反，不少地主在做了粮长以后，在原来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上，再加上了皇朝赋予的权力，如虎添翼，肆行额外剥削，农民的痛苦也就更深更重了。例如粮长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扰民户，收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等等。总共苛敛米三万两千石，钞一万一千一百贯。正米只该一万石，邾阿乃个人剥削部分竟达米两万两千石，钞一万一千一百贯。农民交纳不起，就强迫以房屋准折，揭屋瓦，变卖牲口，以及衣服、缎匹、布帛、锅灶、水车、农具，等等。(62)又如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征粮附加到十八种。(63)农民吃够了苦头，无处控诉。(64)朱元璋也发觉粮长之弊，用严刑制裁。尽管杀了不少人，但粮长依然作恶，农民也依然被额外剥削，改不好，也改不了。(65)

除任用地主做官收粮以外，朱元璋还采用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这时凤阳是中都），其中有不少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66)三十年（1397）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称为富户。朱元璋告诉工部官员说：“从前汉高祖这样做，我很不以为然。现在想通了，京师是全国根本，事有当然，确实不得不这样做。”(67)

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地主被迫迁往凤阳，离开了原来的乡里田舍，还不许私自回去。这一措施对于当时东南地主阶级是绝大的打击。旧社会的地主阶级离开了原来占有的土地，也就丧失了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相对地，以朱元璋为首的新地主阶级却可以因此而加强对这一地区人民的控制。这些家地主从此以后，不敢公开回到原籍，便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老幼男妇，散入江南诸州县乞食，到家扫墓探亲，第二年二三月间又回到凤阳。年代久了，也就成为习惯。五六百年来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歌舞。歌词是：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68)

地主们对做官、做粮长当然很高兴，感激和支持这个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们决不肯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增加占领土地和人力的机会，用尽一切手段逃避对皇朝应纳的赋税和徭役。例如两浙地主所使用的方法，把自己的田产诡寄（假写在）亲邻佃仆名下，叫作“铁脚诡寄”，普遍成为风气，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叫作“通天诡寄”。(69)此外，还有洒派、抛荒、移丘换段等手段。朱元璋在处罚了这些地主以后，气愤地指出：

民间洒派、抛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都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赋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其贪官污吏受豪猾土财，当科差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书算手受财，将田洒派，移丘换段，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70)

地主把自己的负担通过舞弊手段转嫁给“细民”“小户”“小民”，也就是贫苦农民，结果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了。(71)地主阶级侵占了皇家统治集团应得的租税和人力，贫苦农民加重了负担。一方面皇朝田赋收入和徭役征发都减少了，另一方面贫苦农民更加穷困饥饿，动摇和侵蚀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阶级内部发生矛盾，斗争展开了，地主不再是良民，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