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的义务

红军起义的目的，就民族解放战争而说，洪武元年（1368）解放大都，蒙古统治集团北走。民族压迫的政权被推翻，这一历史任务是光荣地完成了。但是，另一个目的，解除阶级压迫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一部分旧的地主参加了新政权，出身农民的红军将领也由于取得政权而转化成了新的地主阶级，其中朱元璋和他的家族便是新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元末红军起义对旧地主阶级起到了淘汰的作用，一部分地主被战争消灭了，一部分地主却由于战争而巩固和上升了他们的地位。

元末的农民，大部分参加了革命战争。他们破坏了旧秩序和压迫人民的统治机构。地主们正好相反，他们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就不能不维护旧秩序，就不能不拥护旧政权，阶级利益决定了农民和地主分别站在敌对的阵营。在战争爆发之后，地主们用全力组织武装力量，称为“民”军或“义”军，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现任和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是地主军的将领，他们受过教育，有文化，有组织能力，在地方上有威望，有势力。虽然各地方的地主军人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反对红军的主要敌人了。经过二十年的战争，长江南北的巨族右姓，有的死于战争，有的流亡到外地。(128)参加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两支地主军的湖、湘、关、陕、鲁、豫等地的地主，也随着这两支军队的消灭而消灭了。一部分地主为战争所消灭，另一部分地主如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则积极参加了红军，共同建立新政权，成为大明帝国新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和由农民起义转化的新地主们一起，继续对广大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

朱元璋和他的将领都是农民出身，过去曾亲身经受过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但在革命战争过程中，本身的武装力量不够强大，为了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又非争取地主们参加不可，浙东这几家大族的合作，是他们能够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到了他自己和将领们都转化为大地主以后，和旧地主们的阶级利益一致了，但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地地主用隐瞒土地面积、荫庇漏籍人口等手段与皇家统治集团争夺土地和人力，直接危害到帝国的财政税收，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深化，促成了帝国赋役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朱元璋于龙凤四年（1358）取金华后，选用宁越（金华）七县富民子弟充宿卫，名为御中军。(129)照当时的军事形势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措施，因为把地主们的子弟征发为禁卫军人，随军征战，等于做质，就不必担心这些地区地主的军事反抗了。洪武十九年（1386）选取直隶应天诸府州县富民子弟赴京补吏，凡一千四百六十人(130)，也是一样作用。

对地主本身，洪武三年（1370）做的调査，以田税多少比较，浙西的大地主数量最多，以苏州一府为例，每年纳粮一百石以上到四百石的四百九十户；五百石到一千石的五十六户；一千石到二千石的六户；二千石到三千八百石的二户，共五百五十四户，每年纳粮十五万一百八十四石。(131)三十年（1397）又做了一次调查，除云南、两广、四川以外，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地主们田在七顷以上的共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编了花名册，把名册藏于内府印绶监，按名册依次召来，量才选用。(132)

对地主的政策，双管齐下，一是任为官吏或粮长，二是迁到京师。在科举法未定之前，选用地主做官，叫作税户人才，有做知县、知州、知府的，有做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的。(133)又以地主为粮长，以为地方官都是外地人，不熟悉本地情况，吏胥土豪作弊，任意克削百姓。不如用有声望的地主来征收地方赋税，负责运到京师，可以减少弊病。(134)洪武四年（1371）九月命户部计算土田租税，以纳粮一万石为一区，选占有大量田地纳粮最多的地主为粮长，负责督收和运交税粮，(135)如浙江行省人口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每年纳粮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设粮长一百三十四人。(136)粮长下设知数一人，斗级二十人，运粮夫千人。(137)并规定对粮长的优待办法，凡粮长犯杂犯死罪和徒流刑的可以纳钞赎罪。(138)三十年（1397）又命天下郡县每区设正副粮长三名，编定次序，轮流应役，周而复始。(139)凡粮长按时运粮到京师的，朱元璋亲自召见，合意的往往留下做官。(140)朱元璋把征粮和运粮的权力交给地主，以为“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141)。“免有司科扰之弊，于民甚便。”(142)事实上恰好相反，地主做了粮长以后，在原来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上，再加上了国家赋予的权力，如虎添翼，农民的痛苦更深更重了。如粮长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扰民户，收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等等。通计苛敛米三万二千石，钞一万一千一百贯。正米只该一万，邾阿乃个人剥削部分竟达米二万二千石，钞一万一千一百贯。农民交纳不起，强迫以房屋准折，揭屋瓦，变卖牲口以及衣服、缎匹、布帛、锅灶、水车、农具，等等。(143)又如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征粮附加到十八种。(144)农民吃够了苦头，无处控诉。(145)朱元璋也发觉粮长之弊，用严刑制裁，尽管杀了一些人，粮长的作恶，农民的被额外剥削，依然如故。(146)除任用地主做官收粮以外，同时还采用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的政策，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147)三十年（1397）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称为富户。朱元璋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148)

地主们对做官做粮长当然很高兴，感激和支持这个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权。但同时也不肯放弃增加占领田土和人力的机会，用尽一切手段逃避对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两浙地主所用的方法，把自己田产诡托（假写在）亲邻佃仆名下，叫作“铁脚诡寄”。普遍成为风气，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叫作“通天诡寄”(149)。此外，还有洒派、包荒、移丘换段等手段。朱元璋在处罚这些地主以后，气愤地指出：

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都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赋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其贪官污吏受豪猾之财，当科粮之际，做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书算手受财，将田洒派、移丘换段，做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150)

地主把负担转嫁给贫民，结果是富的更富，穷的更穷。(151)地主阶级侵占了皇家统治集团应得的租税和人力，农民负担加重了，一方面国家田赋和徭役的收入、供应减少，另一方面农民更加穷困饥饿，动摇侵蚀了统治集团的经济基础，阶级内部发生矛盾，斗争展开了。

经过元末二十年的战争，土地簿籍多数丧失，保存下来的一部分，也因为户口变换，实际的情况和簿籍不相符。大部分土地没有簿籍可查，逃避了国家赋役；有簿籍的土地，登记的面积和负担又轻重不一，极不公平。朱元璋抓住这个中心问题，对地主进行斗争。方法是普遍丈量土地和调查登记人口。

洪武元年（1368）正月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