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没落和国家主权的未来
“把各个国家组织起来,这在欧洲只是犯罪和资本主义。”
——库尔特·图希尔斯基(1927年)
“如果企业把全部资金投到了国外,人们就会说这是严重的情况。”
——库尔特·图希尔斯基(193年)
富裕的马尔丁变得贫穷了。1996年3月初,250名税务检查员在法兰克福中央商业银行搜查了国外部和税务部的能说明有犯罪嫌疑的文件,这使这个德国第四大银行的头头大为恼火。这位总经理认为,他,马尔丁·科尔蒙森,世界级银行巨子之一,以及他的银行,德国经济中人们趋之若鹜的机构之一,都成了国家组织的阴谋的牺牲品。他在写给银行全体同事的报告中认为,这一次搜查是“有目的地针对我们银行,针对我们的客户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他十分伤心地说,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违反规定法律。我们的银行无可指责”。“我们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犯了罪。”
科尔豪森深知此事之底细。在他正式说明情况以安抚银行公关部的同一天,他的两个董事会伙伴克劳斯·帕蒂克和诺尔贝克·凯斯贝克给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法兰克福第三财政局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承认严重地违反了税法,以求避免可能受到的惩罚。这两个银行家承认,向税务机构提出的纳税申报表包含着“木真实的东西”。“本不应该要求驻外机构修改产值以致影响到了纳税。”他们在信中说:银行多次以国外子公司的亏损抵消德国母公司的盈利。这样就缩小了国内盈利,从而减轻了税负。不久之后,《拥镜》杂志引用检查员的话报道说,银行的这种做法太过分了,这种转移亏损的做法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拥镜》杂志报道说,自1984年以来,银行递交错误的纳税申报表已有10年之久。这样,商业银行负责税务的负责人仅在1988年一年就把它的机构的应纳税的盈利少算37亿马克。几年来,财政总共损失35亿马克收入。
黑森州的税务检查员首次以具体的、确实的例证向公众说明了知情人和财政官员多年前就已经透露的情况: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各跨国企业在税法的灰色领域中进行活动,在这一领域中,对收入的征税额轻而易举地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财政当局在德国的这一主要银行城市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搜查活动,这是两年多来财政当局对德国公民和公司到国外逃税活动进行打击的最大举措。在非常有名的40多家分行如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抵押银行和票据银行、美国的梅里尔·林奇公司中,财政当局没收了成千上万的有嫌疑的客户的存款存根,因为他们为了逃税而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卢森堡、利希膛斯泰因等其他地方。有许多观察者由此认为,财政当局对由银行组织的有产者的逃税行为采取不闻不问态度的时代最终已经过去了。甚至赫尔穆特·科尔面对调查报告也露出了他的“苦笑”,他说,一个把逃税行为只看作无所谓的小事的国家,“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前途”。
总理对危险的估计是正确的,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持乐观态度。尽管财政当局经常进行艰苦的检查和调查工作,但是在为征收财产收益税和企业收益税而进行的这一场已持续多年的隐蔽斗争中未必就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不了解内情的私人或特别莽撞的经理才采取非法的方法逃避财产收益税和利息收益税。经营好的康采恩和资产管理机构没有必要这样做。在跨国金融市场的丛林中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降低税负,必要时可降到低于10%。
“你们从我们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
德国的大企业早就用事实表明了这句话的意思。例如德国盈利最高的汽车企业宝马公司1988年还向德国财政机构交了5.45亿马克。4年之后却只交了这一数额的6%,即3100万马克。在随后的一年中,宝马公司——尽管总的利润增加和股息不变——甚至在国内出现了亏损,并从财政机构得到了3200万马克。宝马公司的负责金融事务的董事福尔凯·多贝尔弗尔德坦率地说:“我们力图把要花钱的事放到税收最高的地方去办,而这个地方就是在国内”。专家们估计,在1989-1993年期间,康采恩以这种方式向国家少交了5亿马克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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