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两个男人扼住我的时候，那个女人拾起提包大声问道：“你愿意有人抢你母亲的提包吗？”一群穿着睡衣的人走出来打听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结果发现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和两个成年人打架。最后警察来了，可我整个吓糊涂了，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开往警察局去的路上，有个圆脸的警察和我一起坐在警车的后排座上。那时候抢提包的事还不多见，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在过去几个月中，我的许多罪行都早已报告到了警察局。这时，每个警官都想来看看这个终于被抓住了的年轻的拦路强盗。拘留室门口不断有人伸进头来看上一眼。讯问我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警察在我告诉了他我家的地址以后，脸上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情，那是一条和大多数产生青少年罪犯的多暴力地区正好相反的体面的街道。
一个小时之内我的父母就来到了警察局。父亲十分吃惊，开始询问我，但我只是沉默地迎着他的眼光。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就哭了起来。只是在禁止我跟他们回家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严重。父母离开后，我被带到一个囚室去过夜。警察局的警察在听世界杯足球赛的广播，巴西5：2战胜了瑞典。十七岁的贝利进了球。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囚室里黑乎乎的，我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想念维奥莱特，哭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从囚室被带到法庭上，看到三个法官坐在一幅女王的巨大画像前。他们裁决我在押四周，以准备获得进一步的报告。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样子粗野的少年一起被一辆上锁的警车带走了。大的那个似乎是个老资格了，他问司机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圣尼古拉斯少年收容所’里。“那里面可有些难对付的家伙，”他指着掉了的门牙说，“这是我上次在那里时的事。”那天天气很好，车子驶过乡村，我沉默地坐在车里。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四周围着安全网的巨大建筑物的大门外，那里有个系着红色工作裙的胖女人来接我们。“这些就是今天的少年罪犯吗？”她开玩笑地问警车司机。“我们这儿有个抢提包的小家伙，”他答道，“觉着自己是罗宾汉呢！”我下车时她对我怪笑着，揪着我的领子：“好吧，欢迎你罗宾。我是使女玛丽安！”
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一间大餐厅里，大约有五十个男孩在那里吃香肠和土豆泥，发出很大的声音。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伦敦东区口音很重的人喊道：“看，巴里回来了。你好吗，老小子？”这是和那个缺牙的男孩打招呼呢。聚集在这里的穿着昨叽布制服、全都比我大得多的少年都是成长中的明天的罪犯。比起他们来，雷蒙德和布赖恩简直像儿童车里的婴儿。那晚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大宿舍里各自的铺位前，关灯时女看守大声说：“统统听着，不许手淫，马上睡觉。”
第二天早饭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落在少年犯罪世界的深渊里了。我被派和另外俩人在厨房干活。他们在争论谁的父亲是更出名的匪徒，突然其中一个拿起他正洗着的刀子捅进了另一个的胳膊。我看着挨桶的那个踉跄着走出厨房，留下了一道血迹，整个吓呆了。那个较大的男孩立刻一把抓住了我，把血迹斑斑的刀子对着我的脖子，告诉我如果敢告发他会有什么结果。“现在快跑！”他恶狠狠地嘶嘶说道。我奔出厨房，跑进宿舍躲到了我的床底下。后来询问我时，我说出事的时候我正在上厕所。和那些大孩子在一起，我明白自己不是罗宾汉，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跟屁虫！
随后的三个星期像场噩梦，非常可怕。我的父母每个星期日来看我，呆一个小时，可是他们显得离这个凶暴的少年世界是这样遥远。其中一群仿效他们的英雄、几周前刚从切姆斯福德监狱逃跑的阿尔弗莱德·海因兹，正在策划越狱。在我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变得勇敢了一些，开始按我能够想象的模仿电影（监狱摇滚）中的埃尔维斯。一天晚上的娱乐时间里，我想打台球，但是一个已经玩了很久的苏格兰男孩不肯离开球桌，我生气之下和他吵了起来。在争吵过程中他用台球杆打我，把我的嘴唇打了个大口子。我吃惊得忘了还手，这件事在我一两天后脸上包着绷带上法庭时起了有利于我的作用。
在申诉中，父亲没法说服了地方法官们我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而不是监禁。他想着有个和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的病儿子要比有个在监狱里的健康儿子强。于是我当场被判去当弗莱思·巴尼特精神病院的住院病人。在当时，这似乎比在少年犯监狱里蹲三年要好，但从以后在精神病院中出现的情况来看，蹲监狱要好得多，可能会使我免去吸毒这个无期徒刑。
我被放进一辆加锁的小客车里送到那家精神病院，只是在警察离开后我才完全意识到这不是少年拘留所。现在包围我的不是少年罪犯，而是穿着晨衣四处晃悠的怪人。
弗莱思·巴尼特是巨大的哥特式综合建筑群，坐落在大面积的场地之上。它有着欧洲最长的走廊，病房都是上锁的，病人只有进了棺材才能从里面出来。许多病人从世纪之初起就一直住在里面，进来时才十几岁，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镇静剂的药力之下。后来揭发出来，医院里求得家属同意在病人身上进行过大脑手术实验。当别的十四岁的少年在上学、一些不服管的或许在蹲监狱的时候，我却和严重的精神错乱的病人一起被锁在了疯人院里。我并没有抑郁症，也没有自杀倾向和厌食病，只是一个因偷窃被抓的孩子。我能够对付监狱生活，但这个精神病院和里面的病人使我毛骨悚然。我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住的单元叫哈利威克病房，里面尽是怪人，整天被锁在一间大公共休息室里。这间长约六十英尺的房间有俯瞰院子的大窗户，偶尔会有从别的病房逃出来的转了向的病人从窗前溜达而过。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圆桌和许多椅子，黑白相间的方地板革铺的地看上去像个巨型象棋盘。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二十来个疯子一起生活在这间病房里，他们里面有些人我记得很清楚。阿伦是个画家，瘦高个儿，有一头疼曲的黑发和肮脏的长胡子。他永远穿着黑色高领套头衫，宽松耷拉的长裤和凉鞋，整天画别的病人。他总在削铅笔，要不就是像画家常做的那样举着铅笔量比例。画好每张画以后，他把它们小心地放进一个灰色大夹子里。阿伦从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看他的画，我认为他是因严重的抑郁症住进病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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