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到特里的办公室去取陪他到曼彻斯特的钱，在那儿遇见了特尔玛，我们认识已经有些时候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她喜欢玩乐，我们偶尔晚上在俱乐部见面。特尔玛建议一起喝点什么。那天晚上她的同屋琼陪她一起来了，琼是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有一头长长的黑发。特尔玛给我们做了介绍，笑着说：“小心点这个人，琼，他是个疯子。”琼的温暖、友善的微笑立刻吸引住了我，当她们离开俱乐部时，我跟在后面到了她们贝克街的公寓里。我径直走进琼的卧室，坐下来和她聊天。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得回家去了，我早上有工作，需要在午夜前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就在家里，”我笑着说，“我要和你住在一起，我喜欢你！”那晚我还真住下了，以后的两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先是在贝克街，后来在哈罗兹公司后面庞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托特里奇那所房子里去过，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了那里。既然那儿已经没有储存的毒品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到那条痛苦的街上呢？卡米拉本人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只要她每周收到支票，使她能继续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她就满足了。
我并不爱琼，但在女人方面我终于找到了宁静。
也许甚至连对卡米拉我感到的也不是爱，更像是对多年前我想象中她的形象的一种痴迷。
琼帮助我度过了离开卡米拉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痛苦的日子。她是一个很随和的女孩，随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问题也不问。我开始平静下来，吸毒量也逐渐减少了。
我们开始定期去看我的父母，他们很高兴。这对爸爸的健康很快恶化，每次去看他都越来越糟。多数周末我们也到在伦敦南部琼的父母家去。她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讨厌我，一个二十五岁、把白色新美洲虎汽车停在他门外的浮华子弟。‘“你是火车大劫案的劫匪之一吗？”他问道。“不是，我太小了，他们不要我。”我开玩笑道。“那么你那辆该死的汽车是哪儿来的？”他仍不放松。“从汽车库来的呀。”我回答。他气极了，问我：“你拿什么钱付的？”“拿英镑的钞票，前辈。”每一次去，我们的不太友好的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至少他们有诚实的工作。”有一天我们看见电视上播放着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琼的父亲开玩笑地这样说。“对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是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一步。”尼尔·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上下来时骄傲地说道。“下个星期我上去，这次太空船已经满了。”我答道，继续逗着琼的不知所措的父亲。
不久，琼和我搬进了哈罗兹公司后面的那套小公寓。我整天在骑士桥附近闭晃，尽管我仍在吸毒，却令人惊异地安定了下来。我重又开始和艾伦见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爱着我，并且又一次原谅了我。我们恢复了星期六晚上在他家的活动，就连他的过了一百岁的母亲也说我看起来好多了。现在我从来不向他要钱了，但偶尔艾伦还是给我昂贵的礼物。当我不和特里接触的时候，我把艾伦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生活就像这样继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老朋友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有笔买卖给我做，让我给法兰克福一个号码去电话。我打了电话，一个美国人让我飞到德国去谈一谈。第二天一早我搭机去了德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漂亮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帮精明圆滑的家伙，他们让我参加进去。我不知道参加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很令人激动，在他们表示要给我大量金钱的情况下，我同意见周后开始干。
但是我先得回伦敦，把父亲送到医院去等死。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我送他进去。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他毕竟是我爸爸，而我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钱也帮不了忙。我不得不接受他即将死去的现实，过去吸毒能够掩盖我的痛苦，现在他患癌症所给予我的悲伤却穿透了这保护层。人类可以在月球上行走，却无法治愈癌症。
从法兰克福回来以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爸爸嗜赌如命，直到最后还每天在当地的赌赛马的经纪入那儿押点小赌注。当年和特里·萨瓦拉斯一起在“克岁克福兹”豪赌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了过去。他甘心拿最后几英镑去冒险，他的赌瘾和我的毒瘤一样毫无好转。他一生中每天要吸八十支烟，现在正在把最后的赌注输给肺癌。当癌细胞要致他死命的时候，他过去曾经肥胖的上身已经耗子了，腿肿得像树干。为了压下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时的悲伤，我增加了安非他明的用量，到医院时快活亢奋得你会以为我们的彩票中了奖。每次看完他出来独自在汽车里时我总是忍不住大哭。有一天，我心里想，如果他很快就要死去，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药丸让他快乐地走呢？感谢上帝这只不过是想想而已。看到他因为癌症吃这么多药片，我们一起吃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一体感，我们俩都是为了减轻各自的痛苦。有天上午我心里特别难过，就吃了几片他的止痛片，结果感到非常好，给了我一种新的兴奋的快感。后来我每天去看他都要偷吃一两片。
作为共济会的会员，爸爸仍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报喜节晚会。他的努力一向都得到了会员的感谢，他们给了他从童年时起就渴求得到的承认。他内心的空虚使得他落到了嗜赌一生的下场。那年的报事节晚餐是他的最后一次了，那天过后，他干脆放弃了求生的痛苦挣扎。爸爸生命的轮盘赌之轮在上帝高喊一切都不再存在”的时候停止了转动。
报喜节晚餐后的第二天，我和父亲开车去医院。到医院后我们停好车，从巨大的转门走了进去。他的病房在三层，我们要在拥挤的走廊里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电梯那儿。爸爸的腿肿得简直站不住，每走一步我都怕它们会像气球那样爆裂开来。我提出去给他找一辆轮椅，但他转向我，笑了，并且说：“儿子，我们要一起走完这段路，就我们俩。”他紧握着我的手，我们一寸一寸往前蹭。五十码的路走了二十分钟，但在我浸透了兴奋剂的大脑中，我感到自己像个被爸爸牵着手的小男孩，仿佛他正领我到公园去。这是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和不治之癌症才使我们这样接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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