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前,我爬上了一座山顶,眼前是广袤的大地,倾斜着连向大海。在一列长长山脉的坡地上,爱丁堡像一座大煤窑一样烟雾腾腾,城堡上飘扬着一面旗帜。港湾里,船只或行或卧,尽管离得很远,我仍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切使我这颗乡村长大的心都快要跳了出来。
很快我走到一座牧羊人住的房子,大致打听了克莱曼街道的分布,一步一步摸到了首府西面的科林顿,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大道。正在这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一个团的官兵在踏着横笛吹奏的乐曲节拍行进,队伍的一头是一位骑着灰马的年长的红脸将军,另一头是戴着教皇帽的掷弹连。看着红色军服,听着欢快的乐曲,生命中值得骄傲的东西仿佛进入了我的脑海。
向前走了一会儿,我听说到了克莱曼教区了,便开始打听肖家大屋,路上遇见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显得很惊讶。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寒酸的外表、乡巴佬的举止和一路的风尘与我要打听的豪华大宅太不相称。但两三个人给我相同的表情和回答后,我开始想肖家一定有什么怪事了。
为了解除我心中的疑惑,我改变了询问方式。一个面相本分的人坐在马车架上过来了,我问他是否听过一个叫肖家大屋的房子。
他停住马车像别人一样望着我。
“啊,”他说,“什么?”
“这是一所大房子?”我问。
“当然,”他说,“一幢大宅子。”
“哦,”我说,“那里面的人呢?”
“人?”他叫道,“你疯啦,哪有什么人啊?”
“什么?”我说,“也没有艾贝纳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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