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便传来了一阵门链门栓的响声,房主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一条缝,我一进去又立即关上了。
“到厨房去,什么也别碰。”房主一边忙着插好门栓,一边说。我摸索着走进厨房。
火光挺好的,却照亮了我见过的最寒酸的房间。橱柜上有几只盘子,桌上有一碗粥,一把角质勺,还有一小杯啤酒。除了上述东西,这间圆顶石砌大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墙边一排锁住的箱子和屋角带挂锁的柜子。
那人挂好最后一道铁链后,来到了我面前。他看上去卑微、佝偻、削肩、灰脸,年纪大约在五十岁到七十岁之间。他没穿外衣和马甲,褴褛的衬衫上套了件法兰绒的睡衣,头上扣了顶睡帽,他很久没有理胡子了。叫我最难受甚至最气馁的是,他看着我却又不正视我。他的模样,不知是职业习惯还是生来就是如此,叫我捉摸不透,不过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年老无用,留在这儿免费食宿看管这幢大屋子的仆人。
“你饿吗?”他问道,抬眼朝我膝盖那么高的地方看了一下,“你可以喝那点粥。”
我说那恐怕是他自己的晚饭。
“噢,”他说,“我不吃没事儿,我喝啤酒,可以润润嗓子治咳嗽。”他喝掉了半杯啤酒,一边喝一边还留心看我。突然,他把手伸出来。“信呢?”他问。
我告诉他信是给贝尔弗先生的,不是给他的。
“你以为我是谁?”他说,“快把亚历山大的信给我。”
“你知道我爸爸的名字?”
“不知道才怪呢。”他答,“他是我的亲兄弟。看上去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和我的房子,还有我的粥。我是你的亲大伯。戴维,我的孩子,你是我的亲侄子。把信拿来,坐下,喝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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