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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生日宴会上蛐蛐儿的胃口极好,看来J确实是深谙蛐蛐儿的,蛐蛐儿对我点的那些海鲜和汤煲似乎不感兴趣,却对东坡肉和叫花鸡情有独钟。他一连吃了两块硕大的东坡肉,又吃了一只鸡腿,当他还要吃另一只鸡腿时,J给他夹了一大筷青菜,说,吃点蔬菜,肉带回去,明天再吃,别一下子吃撑了。
我注意到大家都吃得很少,每上一道新菜,大家就转动转盘将菜转到蛐蛐儿面前,大家都争着给蛐蛐儿夹菜,都希望蛐蛐儿能多吃一点。虽然谁也没说,但大家谁都知道现在蛐蛐儿每个月的病假工资拿到手的只有一千多一点,而护工的工资就要七八百,还要房租、水电,日常花销,吃只能压到最低水准线了。我们去蛐蛐儿家中看他时,发现电话高高地挂在墙上,蛐蛐儿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显然无法够着居高临下的话筒;蛐蛐儿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能消磨时光的就是看书和看电视。但我们注意到房间里的灯光昏暗,日光灯的瓦数大约不会超过二十五支光。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远离蛐蛐儿床边的地方,可以想象蛐蛐儿即便想看电视他也无法打开电视机。我们曾因电话电灯和电视的问题问过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并表示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葛师傅说,电话挂得高是怕他没完没了地打声讯电话;不让他看电视是怕他受刺激;而灯光暗就是让他少看书,因为看书毁眼睛。葛师傅说得都很在理,我们没法说蛐蛐儿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切也许和蛐蛐儿窘迫的经济有关。面前这一桌在我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酒菜,对蛐蛐儿来说却无疑是一顿盛宴大餐。瞧他吃个没够的样子,我心里涌上一阵无以名状的心酸。当生日蛋糕端上来,J在蛋糕上插上蜡烛并一根根点燃时,机灵的服务小姐适时地关掉了电灯。大家在红黄的烛光里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并一致要求蛐蛐儿为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说几句话。蛐蛐儿虽然几乎不说话,行动迟缓,但他清纯的目光告诉我们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的内心是明明白白的。
果然,在大家期待了很长时间后,蛐蛐儿缓缓地说出了一番让大家都很震惊的话: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就算是前面的路再难走我也有信心走下去;前面的事情再难办我也有信心办下去。
昏黄的烛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影影憧憧,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也容易让人充满勇气的。J在烛光里站起来,打开了那本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了一首当年她抄在日记本上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她念完了,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中,说实话,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一种共同的感动了,感动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一种矫情的代名词,然而这一刻,每一个人的感动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想到,一口掩埋了三十年的爱情深窖,一旦打开,里面的温度依然烫人。
当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她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然后对我们大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她接下来说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我妈妈和两个妹妹每天在家望眼欲穿地等我从公安局带回消息。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很凶,态度很不好,总是要我揭发我爸。我说我不相信我爸会做什么坏事,我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的不配合显然让他非常恼火,有一次,这位陈公安铁青着脸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却不肯揭发你爸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党籍!说这话的时候他将我爸的钥匙、笔、手表等随身物品从接待室的窗口里扔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像一下子被扔进了冰窖,我甚至感觉我爸是不是死了?就在我因此感到心里发慌浑身发冷的时候,这位陈公安硬邦邦地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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