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启蒙与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着调和的努力。他似乎预见到，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会遭到空前的冲击，到那一天，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将面临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儒学安排后路。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这个主意。其实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想创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学可以变成佛教，为什么孔儒不能成教呢？欧洲启蒙运动，最初也是来势汹汹，挑战上帝的权威，但最后西方的教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无事吗？

这给了康有为一剂强心针：把儒学升格为宗教，儒学的体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岂不皆大欢喜？于是，他致力于创立孔教，一方面，为眼下的政治改革，寻找合法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在未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势下，营造一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这时，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余杭名士章太炎，名炳麟，生于1869年。古文造诣极高，对古代典籍的考订疏证，系统而缜密，在小学、音韵、训诂、佛学方面的研究，天下无人可与争锋。若坐而论道，康有为不是他的对手。

章太炎也是维新人士，给《时务报》撰稿，名气与梁启超不相伯仲。谭嗣同曾夸梁启超是贾谊，章太炎是司马相如。不过，章太炎的文章，用典多而冷僻，用词古奥难解，一般人不容易明白，和梁启超的“时务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章太炎对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不以为然，写了些批评文章，被康门弟子围攻，打得他鼻青脸肿，章太炎一怒之下，到上海自立门户。他把孔子定位为一个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不是教主和圣人。六经皆史，研究经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

康、章二人，学问上“辄如冰炭”，政治上却引为同志，互相呼应。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维新”成了19世纪中国的一出压轴大戏。1895年秋天，康、梁等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大吹大擂，打响了戊戌变法的头炮。“变”，终于汇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而引起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为戊戌变法做好了铺垫，戊戌变法则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先声，而辛亥革命也随之而起。

这一清晰的脉络显示，近代中国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社会革命运动，都是从1895年5月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公车救亡运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