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杀君马者道旁儿”

“杀君马者道旁儿”

5月5日，星期一。北京苏醒了。

北大校园内，人人都在谈论今天的罢课。当时有一个流行说法：“罢不罢，看北大。”如果北大罢课，北京其他学校都会跟进。现在，北大的课是罢定了，因此，从早上开始，全北京专门以上的学校，也一律罢课了。高等师范开始不赞成，担心一罢课，同学们就会星散，无法召集。但到了下午，也开始加入罢课行列了。

下午3时，北京14所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他们接获教育部指令，要求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校长们纷起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多数市民的运动，不能让被捕的少数学生负责；如果当局认为这是学校的运动，也应当由各校校长负责。他们决定派代表到警察厅要求释放学生，如警厅不允，就去教育部；教育部不允就去总统府，总之不释放学生，誓不终止。当推蔡元培（北大）、陈宝泉（高等师范）、金邦正（农业专门）、洪熔（工业专门）、汤尔和（医学专门）、姚憾（中国大学）、刘抱愿（法政专门，时校长王家驹在外未归，校务由教务长刘抱愿代理）为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

吴炳湘告诉他们，这次捕人是出于院令，要放人也须院令。于是一群校长跻跻跄跄，又转去教育部，部里职员说，傅总长已决定辞职，今天没有到部办公。他们只好又去总统府、国务院，但都吃了闭门羹。

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各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正在北大法科开会。由段锡朋主持，首先报告上午各校代表会议，议决：由各校联合上书大总统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宣言中外、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行动；电请上海和平会议主持公理；电请中国巴黎和会专使对青岛问题死力抗争，万勿签字。

国会议员符定一登台演讲，对学生大表同情，并十分支持学生的主张，愿效犬马之劳云云。方豪报告上午请愿过程，由于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都在开会，所以未能到教育部请愿。刘兆瑸报告谒见吴炳湘的结果，并宣读了被捕学生托他们带出来的一封信。

警官学校的代表上台，又展示一件“杀卖国贼”的血书，令会场气氛再度燃烧起来。段锡朋号召大家，如果被拘同学不能放回，最后手段就是联络各校学生到地方厅自首，决不能使少数同学负全体之责。大会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

北京各界都被事态震惊了，商会、农会、旅京鲁省同乡、山东籍议员等团体及人士，纷纷开会，通电各省，请各地一致行动，为山东问题做后援。国民外交协会召开特别会议，派代表向政府请求释放学生。5月5日，汪大燮致函徐世昌，劝其尽快释放学生。当晚，汪大燮又与林长民、王宠惠联名致函警察厅，请求保释学生。

5月6日，北京总商会决定会员一律拒绝购买日货，并提出断绝与日本一切工商业关系的倡议，要求政府严惩卖国贼和暴虐官吏。北京鼎沸了。连一向闭门读书的女学生，也手挽着手走上街头了。

针对政府对外封锁消息，学生们把关于5月4日事件的真相，通过某些外国机构，传到天津租界，再从天津传到上海，从上海传遍全国其他城市和外国。政府的封锁，只维持几个小时就被冲破了。

事实证明，采取封锁消息捂盖子的办法，是最愚蠢的，而且全无作用。蒋梦麟说他5月5日早上在上海的报纸已经读到来自北京的消息了。内容大致为：“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蒋氏似乎把5月4日的事件与6月3日的事件混为一谈了，当为记忆之误。）

全国各地的抗议电报，像潮水一样涌向北京。

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继续在北大开会，会后再次到教育部请求释放学生。傅增湘虽已递交辞呈，但仍允向钱能训疏通。接着，大家又去警察厅，向吴炳湘强烈表示，如果今晚还不能释放学生，各校秩序，都将难以维持。吴氏代表政府答复，只要学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学生就可释放。校长们问他有什么保证，吴氏发誓说：“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当天，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呈请辞职。徐世昌一方面对曹、陆二人“浓情温语，再三慰留”，另一方面又颁布严厉的命令。舆论哗然，群情愈加汹涌。

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马上把罗家伦、方豪等学生领袖找来商量，以取消明天的罢课，换取警察厅释放被捕学生。学生领袖们为难地说：“昨天才决议罢课，明天便要复课，乃是办不到的，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但罗家伦倒是同意取消罢课，他说：“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也不成事，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节，章宗祥还没有离危险境界，有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用这几个人去抵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问校长们：“若是我们明天复课，他们不放人，怎样办？”

校长们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誓过‘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罗家伦觉得应该答应政府的条件。但其他学生领袖都反对，认为未经学生联合会的讨论，这样答应下来乃是越权。罗家伦说：“现在为减少被捕同学之危险，这件事非如此办不可，我们只有从权办理了。”

5月7日上午10时左右，被捕学生全部释放了（不是无罪释放，而是保释候审）。各学校出动六辆汽车，赴警察厅欢迎获释同学。被捕同学开始以青岛问题还没解决，不肯出狱，经吴炳湘再三劝告，始肯离去。

当汽车驶抵北大时，马路两旁的市民欢呼雷动，好像欢迎凯旋英雄一般。学生们也鼓掌答谢，不停高呼“学生万岁”、“还我青岛”。《益世报》还以汽车环城散发号外，人们争相传阅，雀跃不止。漫天的阴霾，仿佛露出了一线阳光。

从5月4日开始，北京谣诼满天，频频有人向蔡元培报告，政府方面“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画”。据说曹汝霖、章宗祥出三百万买蔡元培的人头。5月8日，北京忽然传出一种惊人的消息，说军队正从廊房开入北京城，准备武力镇压学生。

一度缓和的形势，陡然急转直下。

蔡元培感到身心疲惫，他既是一位崇尚个人自由的安那其主义者，也是一位学者，他虽然很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忽然被学生当成搞政治活动的靠山，被各学校校长奉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头人，学生们出了事向他求援，他不能不管；各校校长们要联合行动，他也不能不参加；而政府也把他视为学运风潮的幕后操纵者。他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天到教育部请愿，明天到警察厅求情，这完全违背了蔡氏的性格与做人原则。

5月8日午后，又有人向蔡元培通风报信，说政府方面认为，只有蔡氏离开，风潮才能平息。如果蔡氏不去，法庭就要严办被拘学生。蔡氏倒不怕有人要买他的脑袋，但是，“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蔡氏后来写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