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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5月10日,保释外出的学生接到检察厅传票,出席第一次预审。学生们声称,他们是尊重总统命令,顾全蔡校长信誉而来。当检厅长问谁是5月4日事件的主脑时,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各人具有良心,谁能主使?预审草草结束。学生们回校后,向检察厅正式递交了一份声明,表示今后再不会到检察厅应讯。
北大教授会派出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教授为代表,到教育部与傅增湘见面,请其设法挽留蔡氏。傅增湘表示,他也是非常诚恳地要挽留蔡校长的。大家询问总统、总理的意见如何,傅氏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总统、总理的意见,我未深知,所以我亦无从代为宣布。”
下午,各校教职员在北大开会,大家对政府再三挽留曹汝霖、陆宗舆,而对蔡元培却如此冷漠,深感愤怒和伤心,咸认为蔡氏能否挽回,决不仅是一校长的去留问题,而与教育及外交前途,均有关系。决定联名上书政府,务请挽留。如果不能挽回蔡校长,他们将一致总辞职。
从蔡元培的性格与处事方式而论,他的辞职,当出于真诚。但置身于大时代的漩涡中心,往往被一股无形力量牵引着往前走,已无个人的自由意志可言。这股力量,恒来自蔡氏所说的“道旁儿”。
道旁儿本身,也同样受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牵引。匡日休对此有切身感受,他慨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 ——同样喊着口号,同样挽留着蔡元培。当其时也,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挽留蔡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会顾及蔡氏个人的真实意愿与感受。
5月11日,焦头烂额的傅增湘,索性也步蔡元培后尘,留下辞呈,一走了之。教育部派人到西山和天津,但都不见踪影。坊间哄传政府对蔡、傅二人均无意挽留,拟以胡仁源接替北大校长,以田应璜接替教育总长。学生们更加激愤,一致发起反对运动。下午,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康宝忠任会长,马叙伦任秘书,派出九名代表与徐世昌、钱能训会面,要求政府就以下问题明确表态:一、对于北京教育界的切实态度;二、善后办法;三、对于挽留蔡氏的态度。
外交风潮已呈全面扩散之势,不仅学界、商界卷入,政界、军界内的不同派系,亦看准了这个机会,推波助澜,欲动摇段祺瑞的皖系势力。由外交引起的学潮,至此,已发展成政府高层内部的派别斗争了。政府要偏袒皖段,就要冒得罪其他势力的风险,但要惩办皖段,又没这个胆量与实力,只能顾左右而言他。5月1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也步了蔡、傅二人的后尘,向总统撂挑子。
政府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学生被捕后,学运领袖们对下一步该怎么走,颇觉踌躇,学潮一度转趋沉寂。然蔡元培的辞职,引起连锁反应,成了刺激学潮再度升温的重要因素。罗家伦说:“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的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这时的学运,已不仅仅是为了声援青岛问题,而是带有自保的用意了。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亦公然质问:“与日本争青岛乎?抑为蔡元培等争位置乎?”
为了给学运拓展新的空间,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从5月11日开始,组织十人讲演团,开赴各处讲演,把爱国的信息,传播开去。高师在前门一带,北大在内城,清华在西门,每组一二十人不等,手持“学生演说团”小白旗,分段游行讲演。演说内容,大抵是惩办卖国贼、不买日货、力争青岛等,并向市民散发各种传单和地图。不久,讲演范围扩展至昌平、南口、西郊等地。
5月13日,北京高等专门学校的全体校长,全体向教育部具呈辞职。医专校长汤尔和、工专校长洪镕,即日离京远去。学生们聚集在北大开会,讨论是否要举行全体总罢课。会上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5月14日,徐世昌召集段祺瑞和全体阁员、安福国会的两院议长,在公府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外交、南北和会和学潮问题。段祺瑞坚持对学生要采取强硬态度,并要求罢免傅增湘,态度咄咄逼人。徐世昌无奈,只好下令。
命令中提及的各治安单位,警察厅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固无疑义,然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主司城门启闭和四乡车捐,它何来权力处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虽然它的越权由来已久)?而京畿警备总司令则属军队系统,总司令就是段芝贵。平时卫戍军队由陆军部指拨,遇特殊情况时,则由陆军部指派京师附近军队归总司令调遣。这道命令,赋予军队弹压逮惩示威民众之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5月15日,政府在段祺瑞的压力下,批准傅增湘辞职,委次长袁希涛代理总长。
5月18日,北京18家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表?对政府的三大失望:一、政府未表示山东问题不签字之明决态度,且勤于对内,无对外之决心。二、政府对于国贼极称许,对于傅蔡诸公则相反,近且有离奇更换之主张,危及教育之基本。三、政府对于留东学生之被捕而不问,北京学生之呼号而不顾,反下令禁止学生集会言论及发行印刷品之自由,如临大敌。全体学生忍无可忍,决定采取罢课的手段,作最后的要求及运动,望全国一致赞助。
会议向总统提出六项要求:一、巴黎和会不得签字;二、惩办国贼;三、挽回蔡、傅,打消田应璜长教育;四、收回警备令;五、交涉留日学生被捕事;六、维持南北和议。18所学校一致决定:明日全体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们将从事以下工作:一、组织“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促使国人知道以国家为重;三、由各校自组“十人团”力维秩序,以舒国家内顾之忧;四、以暇时潜心经济,俾勿负国家树人之意。
5月19日,星期一,北京下了一场雨。从上午开始,全北京26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课室都空空荡荡,总罢课开始了。
这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以前学生们的各种示威活动,都是以学校为单位的,直到这时,才真正第一次有组织地举行全北京的总同盟罢课。其次,以前的学潮,都是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现在则相反,由聚而散,像水银泻地一样,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在北京街头演说的学生骤然激增,19日那天有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多至上千人。警察疲于奔命,就像十个指头按跳蚤,按得东来西又跳。
大批军警日夜包围着北大等学校,限制学生外出。尽管校方抗议,称学校为国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随意执行刑法之地,要求撤去包围学校的军警,但政府不为所动。
5月20日晚上,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决议,反对更换北大校长,反对田应璜执掌教育。21日,罢课潮扩大到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等各处中学亦一律罢课。北京简直成了一个谣言世界。有人说,政府将以武力解散学生团体,强迫学生上课;也有人说,教育部准备提前放暑假;还有人传言,北京第二中学已经被解散,高等工业学校也要被解散。各种风言雾语,像病毒一样传遍京师。
气氛愈来愈紧张,仿佛有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天边缓缓升起,向大地压来,马上就要合拢了。学生感到不寒而栗,政府也同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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