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六月的怒吼（1）

六月的怒吼

气温一天一天升高。炽热的夏天来临了。

北京5月4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传到上海的呢？蒋梦麟说他是5月5日早上，通过报纸知道的，“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但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学生李玉阶说，北京火烧赵家楼后几个小时，复旦大学就接到消息了。

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学生朱仲华，则说复旦大学是5月5日晚上10时半，接到《民国日报》经理邵力子电话，才知道北京的情况的，因夜已深，电车停驶，于是请邵力子翌晨来校报告详情。 另一位复旦学生张廷灏说，教授敲钟是在5月5日晚上。几分钟后，北京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了。

5月6日上午，邵力子到了复旦，向学生们报告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北洋政府的镇压经过。最后，邵力子呼吁学生：“我们校里的同学对国事比较关心，现在北京的同学，已有这种壮烈举动，我相信本校同学必有所表示以响应北京同学。”会场上群情激愤，当场通过两项决议：一、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全国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二、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

5月7日，上海响应国民外交协会的号召，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由复旦学生代表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严惩卖国贼、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日本归还青岛和撤走胶济铁路沿线军队、废除“二十一条”。

在上海陪同杜威的胡适，也大汗淋漓地挤在与会的人群之中，他说：“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

胡适曾慨然表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中国的学生界，有着东汉末年太学生、两宋太学生、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的传统。然而，胡适却没有料到，对青岛问题的抗议活动，不仅迅速扩大为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而且导致民族主义的迅猛高涨，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

商界与学界几乎同时行动。从5月9日起，上海洋货业宣布一律停售日货。商帮协会、纸业公会、钱业公会、北货业、糖业、商业公团、南市商铺、米业商会、烟酒业联合会、面粉公会、押店公会、杂粮公会、报关公会等纷纷召开同业大会，致函同业、报馆和政府，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5月18日以后，上海学生与市民发起了一个以抵制日货为宗旨的“抢帽运动”，从路人头上抢走日产草帽并踏毁。当时日产草帽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日用品。其后，抵制日货的行动，变成抵制日本人，黄包车夫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拒绝日人进场。

5月19日，上海学生会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三项要求：一、政府收回批准傅增湘辞职的成命；二、就留日学生被日方粗暴镇压事，罢免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并对日本进行严重交涉；三、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决定从5月22日开始全上海总罢课，非得学生会正式上课的通告，不得私自上课。经过蒋梦麟等教育界人士的斡旋，改为5月26日总罢课。

然而，罢课潮已经在全国蔓延开了。

从5月底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组织演讲团，走上街头，向市民演讲，推销国货。每天至少有两三千人上街。6月1日，政府颁布两道命令，一道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任职期间，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国人不明真相，始有误会。另一道指学生纠众滋事，纵火伤人，扰及公安，应即日上课，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这两道命令，实际上是政府准备采取大规模镇压的先声。

由于军警加紧防范，驱赶和阻止学生演讲，街头的学生活动，一度几近绝迹。大部分支持学生的报纸都被查禁了，露天演讲也停止了，学生们只在公园、茶馆等地，推销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之类的国货，为学生会筹款。《每周评论》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几几乎‘石沉大海’似的。”

然而，徐世昌的命令，把逐渐缓和的形势，再次推向激化。6月2日，在东安市场推销国货的七名学生，突被军警包围逮捕。其中一人是北大学生会讲演部长张国焘，据他说，这七人是因讲演而被捕，并非因推销国货。

当晚，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街头演讲，但只说提倡国货的话，不说抵制日货的话，以免授人以柄。每次派50人去演讲，如果这50人被捕，就再派50人去，如官厅逮捕其中一人，其他人就一起到官厅自首，听候发落。如果今日遭逮捕，次日则加倍派人，直到所有学生被捕尽为止。

6月3日，农历五月初六，星期二。

根据鲁迅日记记录，这天北京的天气，“晴，下午昙，晚大风一阵后小雨”。然而，在陈独秀的笔下，“民国八年6月3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晨报》也有类似记载：“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

就在这神怒人愤，天呈异象之际，官厅缇骑四出，一发现学生演讲，马上逮捕。当天被捕学生人数，有说46人，有说178人，也有说多达四百多人。

后来的史家，恒将5月4日的逮捕行动，与6月3日的大逮捕，相提并论，视同一律，其实两者大有分别。5月4日在赵家楼是因纵火伤人的刑事罪而捕人，6月3日（包括4日）是以街头演说、抗议示威、罢课等罪名，也就是言论罪、思想罪、表达罪、行使宪法权利罪，抓捕学生。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白色恐怖终于来了。

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了6月4日，迎着军警的刺刀，走上北京街头演说的学生愈来愈多，他们抱定“田横五百人同死”的决心，携囊负橐，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古老的帝国上空，到处回荡着“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悲壮声音。

被捕学生沿途大呼“抵制日货”、“惩办国贼”的口号，也有的学生号召“大家起来革命！”路边的学生与市民流着眼泪，冲他们喊：“你们先去呀！”“我们就来呀！”气氛凝重而凄婉。“真个把北京城圈里闹了成一个鬼哭神号的世界”（匡日休语）。

大学校舍竟然成了临时监狱，大门贴上“第一学生拘留所”的字条。当晚，被捕学生多达1150人。法科校舍人满为患，又把马神庙的理科校舍改作第二拘留所。北京学生会向全国通电：“北京大学法科已被军警占据，作为临时拘留所，拘囚被捕学生于内。校外驻扎兵棚二十，断绝交通。军警长官，对于学生，任意侮辱。手持国旗，军警夺而毁之。讲演校旗亦被撕掷。其坚持国旗与校旗者，多遭枪殴。受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