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1、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学潮爆发一个月以来，冲在最前线的，都是青年学生，而他们的师长辈，直接参与的不多，所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蔡元培在9月复职时，对学生有一个讲话，他说：“诸君经了许多艰难危险的境遇，我卧病在乡，不能稍效斡旋维持之劳，实在抱歉得很。” 他并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但学生既然已经从事了，他也不会制止，盖各人皆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但他认为作为师长的职责，充其量，也就止于“效斡旋维持之劳”而已。

陈独秀认为蔡元培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与李大钊对学生从事政治运动，不仅予以极大的同情，而且积极鼓励。据高一涵说，李大钊参加了学生游行，还生动地描述，当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李大钊“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 但有人质疑，既然铁门紧闭着，怎么看得见里面架着机关枪？

一位“五四”亲历者说，李大钊当时“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像后来的‘三一八’运动，亲身参加在请愿队伍里”。 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附录的《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及李大钊哲嗣李葆华的回忆文章《怀念父亲李大钊》，都没提到他参加学生的游行。不过，他对学潮的关心与支持，则是可以肯定的，学生们天天往北大图书馆跑，那儿是学生们讨论问题的重要场所。

作为新文化主旗手的陈独秀，虽然已请辞文科学长，但评议会还没正式批准，他还是教授，北大让他放一年长假避风头。5月4日那天，据朱洪所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一书说，“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没有上街游行”。 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们讨论行动的会议。但他以笔为武器，一系列短小精悍的时评，“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梁漱溟语），对学生无疑起着一种鼓舞和煽动的作用。

至于其他新青年同人，陶孟和3月受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各学校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推，赴欧美考察教育去了，5月时不在国内。

鲁迅为了搬家一事，到处去看房子，折腾了好几个月，忙得晕头转向。

5月4日那天，刘半农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学生大游行时，他在鲁迅家里做客（见鲁迅日记）。

另一位《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听街上人说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才知道北大学生们烧了赵家楼（见沈氏《五四对我的影响》一文）。

那么，教员中有谁参加了游行？据就读于北京高师的学生周谷城说，5月4日大游行之日，“当时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 胡适参加了5月7日上海的大游行。北大的第一位体育教员白雄远也参加了游行，游行前蔡元培还特地吩咐白雄远，遇到非常情况时，要注意学生安全，设法照顾学生返校。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的老师，虽然不止于此，但在北大202名教授和教员中，毕竟屈指可数。

蔡元培辞职南下以后，6月15日发表了一篇宣言，措词激烈地提出：一、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的，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但北京大学却被强权干涉，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所以他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胡适作为师长辈，他也有一番批评：“（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少年的学生来替他们出头了；中年的智识阶级不敢开口，所以少年的学生替他们开口了。现在大家往往责备各省的学生干政，酿成学潮；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因为中年的智识阶级缩头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与六三之大牺牲，正是全国中年智识阶级的羞耻。”

中年智识阶级，当然包括在大学里任教的老师。他们不敢出头，原因很多，有些人是从理念上不赞成学生的过激行动，有些人是出于利害关系考虑，担心影响自己的生计，担心影响学校的生存。当时政府中的强硬派，对北大恨之入骨，解散北大的谣言，不绝于耳。胡适一回到北京，就被这些传言搞得耳热眼跳，坐立不安。

胡适支持学生的诉求，但不赞成用罢课这种形式，罢课是最不经济的下下之策，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游行、罢课、喊口号，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青年来说，读书才是第一重要的，唯有读好书，将来才能从根本上救国。

一直鼓吹要“直接解决”的陈独秀，这时决定要身体力行，采取直接行动了。

6月8日，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随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表明他已做好走出研究室进监狱的准备了。6月9日，他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的传单，准备亲自上街散发。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陈独秀宣称：世界与中国的问题，“非得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现在又说“直接行动”。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表达意见，是直接行动的一种；但如果现实连这个也不允许，也要横加镇压，那么“暴力革命”就是下一步的直接行动了。

陈独秀上街撒传单，被军警拘捕，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他已经为自己在过去几年的努力，作了一个总结，也为新文化运动作了一个总结。长逾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从这时起拉开了帷幕。

6月10日，由于北洋政府终于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整个社会气氛为之一松，各地的罢市陆续结束了；北京各校原定从10日起，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同往总统府前痛哭，也因曹、章、陆的罢免而取消了。然而，就在这天，陈独秀却怀揣着《北京市民宣言》，在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

陈独秀为何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实行他的“直接行动”？这时距离五四运动的开始，已一个多月了，学潮已渐趋平静，学生的要求快达到胜利了，他却在这时才走上街头，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何他不跟随学生一起上街，不争取做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者，却采取单独行动这样一种抗议形式？

虽然巴黎和会还没闭幕，但在陈独秀提出的五条要求中，有四条是对内的，只有一条是关于山东问题的，他的目的，显然不是针对外交问题，而是显示出他希望把五四运动转化为对内的革命运动。他在一个月内不行动，这时才走出研究室，其心路历程，很值得后人探讨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