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2）

[高一涵写道]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顶层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被逮进号里的消息，轰动了北大，校园里沸反盈天，李大钊匆匆找到北大的文科预科学生罗章龙，商议营救办法。“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简短消息。由蓝公武任主笔的《国民公报》发表文章说：“近日外界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为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言下之意：一是传单不一定是陈独秀所撰；二是捕陈乃针对北京大学。又把警方的拘捕行动描写成有军警数百人，荷枪实弹包围陈宅。用这种夸张的笔法，激起民愤，引起各方关注。上海的《民国日报》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并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

6月14日，周作人、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到警察厅看望陈独秀，却不得见面，怏怏而返。京师警察厅发表公告，交代逮捕陈独秀经过，指出“本厅派人访查缉获，乃出于维持市面之一种正当手续，且派赴陈宅检察人数不过八九人，提署人员仅十余人”，绝非《国民公报》所说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同时表明警方事先并不知道被捕者是陈独秀，此举亦非有意针对大学。

然而，陈独秀被捕，依然在整个知识界造成大地震，引起了严重恐慌，人们担心这是政府秋后算账，不敢拿学生开刀，就拿教员做替罪羊，因此人人自危。

继《晨报》、《北京日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之后，《时报》也发表时评；《申报》以《北京之文字狱》为大标题，尖锐指出：陈独秀之被捕，标志着文字狱的开始，北京“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上海《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

罗家伦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呼吁向政府施压；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章士钊拍电报，请他出面和龚心湛斡旋。6月15日，北京中上学生联合会致函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

6月16日，聚集在上海的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地学生，决议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这天，在大东旅社召开成立大会。北京代表段锡朋、许德珩、黄日葵、陆宗锷等，上海代表何葆仁等三十余人，及蒋梦麟等二百多名嘉宾到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立即致电北洋政府，强烈呼吁释放陈独秀。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当时患病卧床，闻讯扶病而起，6月16日，与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一起，联络北大教授马叙伦、马裕藻、程演生、王星拱、马寅初，及中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著名教授、学者七十余人，联名请保陈独秀。函称“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际，殊非息事宁人之计”。古文家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节）等，亦以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恳请当局准予保释。

刘师培、马其昶、姚永概等人，都是著名的旧派学者，桐城派传人，曾被新青年诸子斥为“妖孽”、“谬种”，但在这维护人权，捍卫自由的重要关头，他们却挺身而出，领头为营救陈独秀而奔走努力。

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相继致电京师警察厅，以“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请尽快释陈。上海工业协会、江苏教育会、学商界及和平联合会各省公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会、中国工业协会，都先后致电政府，众口一词，警告政府勿兴文字狱。

当时寓居上海的?文，在接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以讽刺的语气说：你们抓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颇感尴尬，连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全文转载了陈独秀的传单内容，详细报道了各界营救陈独秀的情况，毛泽东预言：“政府尚未昏聩到全不知外间大事，可料不久就会放出（陈独秀）。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他继而慷慨激昂地宣称：

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卢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员，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早年参加过暗杀团的陈独秀，一直有某种烈士情结。办《新青年》时，他声称已做好“断头流血”的准备；五四运动起来时，他又说“我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的话。现在他终于实现了“出研究室入监狱”的誓言，可以说是求仁得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