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徐世昌态度暧昧，一直不肯下拒签的训令，但又不敢公然下令签字。6月24日，学生们忽然接到消息，说政府已训令中国的巴黎和会专使，在和约上签字。大家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了。

27日，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外，向徐世昌请愿，要求他下令拒绝签字。他们露宿在总统府前，通宵达旦不散，坚持了两天一夜。最后，徐世昌当面承诺，专使如未签字，即电令拒绝签字；如已签字，则将来和约送到中国时，一定予以批驳。

各界纷纷致电巴黎，敦促中国专使万勿签字。陆征祥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是副总干事，蔡、王、叶三人联名致电陆征祥，电稿由叶景莘起草，最后称“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有更激烈的。”

据《华北明星报》（英文）说，巴黎中国议和专使团先后收到国内国外团体或个人关于和约的电报，共七千余通。在国内强大的舆论支持下，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由陆征祥领衔，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致电徐世昌，决定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

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激动地写道：“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诚如胡适所说：“现在中国专使居然不签字了。将来一定有人说这是‘电报政策’的功效。其实不然。这一次七千个电报所以能收效，全靠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和一个‘六五运动’。要不然，那七千个电报都只是废纸堆里的材料。” 7月2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结束罢课。从5月4日开始，长达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学生们簇拥着被释放的学生领袖，一路欢呼，返回学校。被捕学生释放了；曹、陆、章罢免了；和约拒绝签字了；7月9日，蔡元培已允复职，返校前由蒋梦麟代掌校务（9月20日正式返回北大）；7月30日，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免职。学生们的诉求，已接近完全胜利。现在，只有陈独秀一案，成为五四运动一个未了结的尾声。

7月9日，广州军政府总裁之一岑春煊（8月21日被推为主席总裁）致电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敦促北洋政府尽快释放陈独秀。舆论奔腾怒卷，当局要装聋扮哑，几无可能。徐世昌急于和南方和谈，也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短文，激励身陷囹圄的陈独秀：“《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几句话出版后的第三日，他就被北京军警捉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后来，胡适感慨地对陈独秀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人们往往将当时的北京警察，描绘成专制恶魔，其实，李长泰、吴炳湘二人，都是当时公认同情学生的官员，陈独秀被捕后，也有赖于吴炳湘的暗中保护，才得以化险为夷。

事实上，“五四”时代的北京政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与制度完善的民主宪政国家没法比，但与它的前任（慈禧的晚清时代、袁世凯时代、黎元洪时代）相比，还是前进了一大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开放、最具现代色彩的政府了。

新文化运动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勃勃乎兴起，绝非偶然。尽管发生了6月3日、4日的大逮捕事件，以及把大学校园变成监狱的荒唐事，但不可否认，这并非政府的原意，而是受到军阀蛮横干政的结果，政府很快就加以纠正了。五四运动没有演变成义和拳运动，天下没有大乱，政府也没有在菜市口杀人，没有侦骑四出，大兴诏狱，没有秋后算账，这是朝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时代进步的一个表现。

政府的可悲之处在于，由于没有完善的宪政制度，缺少坚实的法治基础，甚至连最基本的现代法治观念——诸如人人皆受法律统治，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观念——都成了空言虚语，军阀有了枪炮在手，就可以罔顾法律；学生有了正义在手，也同样可以罔顾法律。罗家伦承认：“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 这就是滥用公权的第一步，要说违背“科学”、“民主”，这才是真正的背道而驰啊。

蔡元培对此早有预见，他深知学生们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就是九头牛也拉不转了。7月9日，他在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电报中，语重心长地说：“惟深望诸君亦能推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非特仆难辞咎，诸君亦与有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