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散伙的时刻到了

散伙的时刻到了

以前新青年同人也常有意见分歧，在双簧戏问题上，在世界语问题上，在旧戏曲问题上，每每发生争论，都没有影响他们并肩作战。但现在不同了，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家民族的救亡问题，骤然上升到第一位。文化的争论要让位于政治了。李大钊和胡适不想影响私谊，但时代要把他们拉开。

在新文化运动中风头无两的钱玄同、刘半农诸人，这时已是书剑俱老，渐渐退隐到舞台的边缘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青年阵营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论战，但已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的声音，已被五四青年的呐喊所淹没，不复一年前清脆响亮；他们的文章，亦不再像一年前那样，具有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锐气与魅力了。

胡适对“谈政治”心存戒惧，不是全无道理的。谈文化时，再怎么争论也可以做朋友，但一谈到政治，不是同志，就是仇敌；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了。《每周评论》被封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不了了之。然而，这次争论最终被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标志着新青年同人的合作，已到了“同行千里，终须一别”的时刻了。

在各方人士的奔走营救下，被拘禁三个多月的陈独秀，以胃病为由，经安徽同乡保释，9月16日出狱了。一班老朋友相见，悲喜交集，无限欷歔。李大钊写了一首诗，贺陈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陈独秀致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

北大评议会正式批准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之职，聘为国史馆编纂。但陈独秀已不打算再回北大了。

由于五四运动，原本应该在5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五号，拖延至9月才面世。这是由李大钊负责编辑的“马克思研究专号”。10月5日，离中秋节还有三天，秋风渐紧，街上的茶馆开始撤凉棚砌火炉了；银杏树的叶子也开始片片飞扬。一班在京的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在胡适家碰头，讨论《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鲁迅因为修理房子，没有出席。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坐在一起了。以后这样的机会，恐怕也不多了。据《陈独秀年谱》称，“由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号’集中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胡适的恐慌和不满，胡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再度想独揽编辑权。鲁迅对沈尹默说：‘你对适之讲，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来编。”

这表明一度赫赫有名、战斗力甚强的新青年团队，已三衰而竭。沈尹默脱离了队伍；刘半农因为学历低，一直被其他人所轻视，已决心出国留学；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政治理念和办刊宗旨上的分歧，愈来愈大；钱玄同对新文学的兴趣，似乎也在渐渐消退。

作为《新青年》坚定盟友的《新潮》，因为学生们都搞学潮去了，一卷五号在5月1日出版后，二卷一号拖到10月才出版，第二号又不能按时出。傅斯年、俞平伯都在收拾行囊，准备到欧洲留学去了。

在经过五四运动这场风暴之后，各人似乎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对未来也有了各自不同的期许，产生了若隐若现的隔阂。

11月10日，刘师培病逝。陈独秀主持丧事。在葬礼上，他对友人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示要离开北大。蔡元培希望他在北大开一门宋史课，他也拒绝了。他不仅想离开北大，而且想离开北京这个“臭虫窠”。

冬天来临了，三海冰封，雪花飘飘。12月1日，由陈独秀一人编的《新青年》七卷一号出版了。在这期杂志中，陈独秀以全体同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新青年〉宣言》。《新青年》作为一本同人刊物，办了两年，还没有一篇共同的宣言，现在要散伙了，才发表共同宣言。与其说体现了《新青年》的团结，不如说暴露了他们之间深深的裂痕。

一年前的现在，他们还沉浸在欧洲战争结束的狂喜中，对巴黎和会充满期待；那时，他们的新刊物《每周评论》就要面世了；小兄弟《新潮》也快要出炉了。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五花八门的问题，传阅文章，朗诵诗歌，逛琉璃厂淘宝，下馆子把盏言欢，你开心所以我开心，你愤怒所以我愤怒，一起批判共同的敌人，一起激扬文字，笑傲江湖。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恍如隔世。到了分手之时，才蓦然发觉，在他们中间，竟没有发生伯牙碎琴、管鲍之交一类荡气回肠的故事，有的，只是每个人都成了不同主义的化身，互相对立，虎视眈眈，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分手就分手。

宣言发表之后，新青年阵营就正式解体，各奔东西了。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对陈独秀的出逃，高一涵也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描写：“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

李大钊陪陈独秀逃到天津，两人握手而别，陈独秀乘火车（而不是坐船）转去上海，李大钊则返回老家。关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过程中，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交谈过什么？引起后人诸多猜测，高一涵的文章《李守常先生传略》里说，陈、李二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于是，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也说，他们在路上“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这场没有第三者在场的谈话，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原话是怎么说的？全不知晓，但同样被史家广泛引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不刊之论。

2月12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一下火车就感冒了，在旅舍里躺了几天。2月14日，他致电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