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另敲锣鼓另开张

另敲锣鼓另开张

陈独秀滞留上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写道：“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各处来信问西南大学的很多，我因为除免痛苦，一概不复，实在对大家不起。”

他愈想去广东，就愈觉得上海乌七八糟，在他眼里，简直一无是处。他所感受到的上海，令他痛苦不堪。

后来他又写了再论、三论、四论上海社会，把上海骂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把它翻个底朝天。在这样一个昏天黑地的社会上，陈独秀，一个愤世嫉俗者，怀着满腔的怒火，没有职业，裘敝金尽，靠写文章、编杂志、到处演讲为业。从下面的一份日程表，可以一窥陈独秀在上海的忙碌情形：

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演讲《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

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

4月18日，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演讲《劳工旨要》。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5月1日，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他从这个演讲会场，赶往下一个演讲会场，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从文化运动讲到社会运动，从工人生活讲到官场黑暗，从废督裁兵讲到平民教育，从国内讲到国外，把听众的情绪，一次次推向高潮。“罪恶、黑暗、觉悟、革命、奋斗、压迫、反抗、恐怖、解放”，这些名词意象，纷至沓来，在他的脑子里，整天轰轰作响，好像雷电一般。他不断向到访的学生领袖（包括罗家伦、张国焘、许德珩等人）表示，中国一定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这时，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已呼之欲出。

陈独秀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做成劳动节纪念专号，比平时的《新青年》厚了两倍。他亲自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主张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走欧美日本的道路，而应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又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高君宇的《山西劳动状况》、李次山的《上海劳动状况》，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等文献、文章，还有一组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教育等问题的通信。

谷雨过后，上海的雨水渐渐多起来了。毛泽东从北京启程到上海，为新民学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会员送行。5月5日抵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月8日，毛泽东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并讨论会务。大家议定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送走了出国的会友之后，毛泽东和朋友们租了几间房子，兴致勃勃，要躬行工读互助团的生活。所谓工读互助团，最初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在青年学生中，风行一时，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互助”是安那其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当时流行的“工读互助”，大都有安那其背景。陈独秀到上海后，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建议团员可以做印刷装订、种菜等工作，读书可到复旦大学。

毛泽东也捋起衣袖，准备亲操井臼，一尝洗衣服和送报纸的滋味，但没做几天就停止了。他给北京的朋友写信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不仅毛泽东觉得工读互助搞不下去，其他的工读互助活动，也很快趋于冷却。陈独秀一针见血地说：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渐渐觉得，中国需要的不是工读互助，而是“直接行动，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他和毛泽东在细雨纷飞的上海见面，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及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随后，毛泽东和他的湖南朋友们，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上发表。在其后的十几天内，毛泽东在《申报》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在《时事新报》连续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政治主张。

7月初，当毛泽东告别陈独秀，从上海回湖南时，炎炎夏天已经来了，“1920年夏天，?毛泽东说，“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一年，纷纷破蛹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