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进此门，不革命的滚出去”、“不为同志，即为叛逆”的极端情形。

不少研究者都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摇摆，五四运动标志着启蒙最终让位于救亡。胡适就曾感叹，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其实，这同样是他一厢情愿的错觉。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肇远因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承近因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民族主义为前驱，以救亡为己任的。所以，当我们追溯那段历史时，不难发现，“亡国灭种”的阴影，一直盘桓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在民族主义的基因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五四运动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数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启了革命之蒙，启了救亡之蒙，并不存在“让位”的问题，也谈不上什么“干扰”。

但如果说它们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也不对。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新旧对抗，而五四运动是朝野的政治博弈，范畴不同。用“五四时代”这个概念可以涵盖二者，但用“五四运动”，则容易产生歧义，不足以涵盖二者。

在这一个舞台上，在这一出戏里，只有不同的角色，没有哪个是红脸，哪个是黑脸。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新青年阵营的，也有来自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把全民动员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孔家店的发源地，决不容日本人侵占；保卫山东就等于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一样。

这实在太吊诡了，以至于常被左右为难的研究者所回避，新文化运动打了半天孔家店，但当民族危机发生时，孔家店却依然是动员民众的最有效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我们还能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领导了五四运动吗？或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文化一定要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吗？当初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就一定是新文化的对立面吗？

所有这些，都是我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谓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历史的因果丝毫不爽。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共产主义革命，一环紧扣一环，这是一个必然的、连绵不绝的过程。因此，胡适的感叹，如果扩大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皆起于新文化运动之会”，并承认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历史盛会的推手之一，就与事实相距不远了。

五四运动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自从发生五四运动以来，它就不断被述说，几乎所有史料，甚至每个细节，都被罗掘俱穷了。当我想把这段历史再梳理一遍时，已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可以讲述了，只能以我的思想，我的眼光，重新解读那些众所周知的陈年旧事。

对中国的历史，也许我有过于深重的宿命感，不太相信有什么偶然事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历史确实被某些事件改变，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被改变的东西，才属于偶然的插曲。正如兼容并包的北大是偶然的，而“此夜之会”的北大才是必然的；辛亥革命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是偶然的，“不容匡正”的思想革命才是必然的；自由与理性的声音是偶然的，革命与救亡才是必然的。

正是这种宿命感，把我的这本书，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视角与著述拉开了距离。当然，我不是一个悲观者，我相信偶然积累多了，终有一天是可以变成必然的，虽然那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把基因慢慢改造过来，但希望总是有的。

2009年2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