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

1919年3月2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值得留下一笔，因为那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在北大会议，决定让陈独秀离开北大。胡适在多年以后感慨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其实，胡适有点自欺欺人。陈独秀即使不离开北大，也不会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因为陈独秀思想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的基因。无论是打孔家店也罢，白话文运动也罢，与林纾论战也罢，他都站稳了一元绝对的立场，旗帜鲜明地宣称《新青年》的主张不容匡正，不仅预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归宿，而且也预示了他自己的未来路向。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吸收俄国革命养分成长起来的，和自由主义完全不搭边。由江湖会党为骨干的同盟会领导，以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为基本力量的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使中国自由主义化。所以，胡适大可不必感叹。李大钊没离开北大，他不也一样信仰了共产主义革命吗？

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新文化运动同样不会使中国走上自由主义道路。因为它的性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一课，这决定了它必然以替天行道、不容匡正的绝对姿态出现。虽然人们把“启蒙运动”的桂冠赠予了它，但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无论是文化基因、思想谱系，还是前因后果，都有着完全不同的DNA，无法相提并论。

所谓启蒙运动，是要启自由与理性之蒙，但什么是自由与理性？只有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旧学说统统纳入这场运动中，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的局面，才可以称之为自由与理性的苏醒。但回顾历史，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出现，随着国民革命的勃兴，国民党的崛起，思想文化也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方向演变，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