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2）

（二）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的资料来源 如上所述，门多萨并没有踏上中国大地。他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影响如此广泛的史著，主要是由于他充分利用了他同时代人有关中国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尤其是他还曾利用了一些中文著作（由在菲律宾的中国人为他译成西班牙文）。

在对中国的认识上，门多萨颇受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的《中国志》（Trac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us da China）一书的影响。

克鲁斯于1556年曾造访过中国。虽然在广州一带他只盘桓了月余，但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搜集到西方殖民者写下的有关中国的记述，而且他还请人将部分中国地方志以及其他中文著作译成葡文，这些资料使门多萨充分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因此，他在《中华大帝国史》中，不仅利用了该书的部分资料，而且在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待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上，也颇受克鲁斯的启发和影响。

然而，对门多萨帮助最大的，则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的名著《中国纪行》。

马丁·德·拉达曾于1574年出访福建，并将他购买的百余种中国图书典籍带回菲岛，交由寓居在当地的华人将这些典籍或整部或部分地译成西班牙文。拉达在写作《中国纪行》时，便曾利用过这些资料。拉达故世后，上述资料辗转运至墨西哥，并成为门多萨的资料宝库。

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还得助于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奥尔加。他们二人都曾陪同拉达前往福建。1580年费利佩二世向中国派出使团时，马林作为使团的成员曾与门多萨同船前往墨西哥，并在那里滞留了十个月。由于他们朝夕相处，因此使门多萨又有机会向马林请教中国问题。奥尔加后来把他的在华见闻写入《信史》（Verdadera Relación）一书中，这又给门多萨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再有，西班牙方济各会会士佩德罗·德·阿尔法罗和其他三名同一教会的修道士在1579年游历广东省之后，曾写有游记。1581年至1584年方济各会会士马丁·伊格纳西奥·罗耀拉（Martin Ignacio Royola）从塞维利亚出发，途经中国，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之后，也曾写有札记。此两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给门多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由于门多萨广泛阅读和接触到16世纪有关中国的各类记载，因而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与其他同时代的同类著作相比较，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更全面。特别是他利用了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使他的著作更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他没有亲自造访过中国的遗憾。为了表明这部分中国资料对于他完成《中华大帝国史》写作所具有重要意义，门多萨如实地将他的这部著作命名为《据中国史书记载以及走访过中国的教士和其他人士记述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史》，现在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华大帝国史》是这一书名的简称。

再有，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所以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是与他本人的素质与教养分不开的。门多萨其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事实上他更是一位政治家和学者。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与西班牙政界上层人士直至国王，甚至教皇，都有过直接接触和交往。因此，他较之一般的传教士和探险家观察问题时有更高的审视能力和更开阔的视野。作为一个学者，他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自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对东方问题深感兴趣，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不仅在资料上具有优势，而且体现出他极强的综合能力。对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特点，他作出了许多客观、恰当的分析，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偏见出发任意曲解，因而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门多萨的文学才华使他的《中华大帝国史》具有极高的可读性，他本人也被誉为第一流的古典作家和驾驭语言的大师。就其文体的优雅和用辞的规范程度来看，人们常把《中华大帝国史》与西班牙古典文学中最脍炙人口的名著《祈祷与沉思录》（Tratado de la Oracióny Meditación）和《堂吉诃德》相媲美。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都使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发表不仅立即引起轰动，而且具有隽永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