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浩罕汗国与俄中两国的关系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都是精品。今天，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需要深入了解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中亚是我国的近邻，研究中亚史很有必要。希望蓝琪等同志继承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研究世界史的问题。研究世界史，要兼顾整体与局部两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日益密切联系起来。伴随着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学也必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人们迫切要求知道：人类历史是怎样由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成为今天这一密切联系的整体的。只有局部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再者，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如果不放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进行，那么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以及彼此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是无法谈清楚的，整体的说明就站不住脚，难以成立。好比一座大厦，如果它的种种构件都不结实，那么这座大厦就只是徒有其表，看起来富丽堂皇，但不久就会坍塌下来。

我国较大规模地开展外国历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无论是世界史的研究，还是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都需要继续展开。还有不少空白点，有待填补。我们的任务重，但底子薄，所以更要加倍努力。我老师一辈的史学家都已归道山了。与我同辈（大约在80—90岁之间）的史学工作者，在世的也不多了。开拓我国世界史（广义的，包括全球史与区域史、国别史等）研究新局面的重任落在了中青年一代身上，希望各位奋发努力，勇攀高峰。我相信再过几十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定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国际史学界大厦中的重要一员。



齐世荣，时年八十有五

2011年9月15日



前 言


先谈一下撰写《中亚史》的前前后后。笔者于1983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幸运地成为治中亚史的前辈项英杰先生的学生。当时，导师正在组织力量翻译一批外文著作，计划以后写一部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历经15年，包括笔者在内的三届七名研究生共翻译了由项师选定的十多种（近300万字）英、俄、日文专著和《大英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其中一些成果已经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中亚史丛刊》（共七册）出版。由于史料匮乏、语言繁杂、史实模糊，以及现有文献资料互相抵牾等困难，直到1998年项师仙逝，撰写中亚通史之事仍未提上日程，但笔者从未意识到先生的这一遗愿将由自己来完成。

2002年，即项师去世四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汉译本第一、二卷出版，仔细阅读之后，笔者朦胧地意识到写一本中亚史的时机似乎来到了。2003年，笔者接受翻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的任务，在读完《中亚文明史》第五卷英文本之后，撰写中亚史的想法清晰起来。1同年，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历史与政治学院，笔者不知深浅地把写一部中亚通史的想法向领导汇报，立即得到校领导和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于是，撰写本书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08年，经审批，此课题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8BSS009）。历时10年，《中亚史》的撰写终于完成。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研究与撰写的地理和时间范围做一说明。古代中亚边界是不稳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随中亚部族与周边文明国家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中亚有广义、狭义之界定：广义中亚范围指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山脉，北至阿尔泰山；狭义中亚范围仅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地区。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所在地区，有时候也涉及与它们有关的地区。

本书共分六卷，论述内容起于中亚旧石器时代，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第一卷论述了中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早期国家的兴起；第二卷论述了封建社会兴起的历史，主要内容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王朝历史；第三卷和第四卷论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分别是突厥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历史；第五卷论述了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主要内容是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的历史；第六卷论述了中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和中亚人民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史，以及苏联时期的中亚历史。

本书体例按通史要求均衡安排，克服了以往同类著作中史料多的地方多写，史料少的地方少写或不写的状况。本书的结构安排可概述为“以编定性，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渐进性的量变外，还存在着突起性的质变；本书力图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中亚历史发展轨迹上出现的一些质变点划分时段，并以编的形式做出界定；中亚地区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但在政治上却一直是分裂的，本书将诸政权统治地区归纳在章的形式下；在各章以下，本书以节的形式阐述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每节基本上控制在5000字左右。

本书内容涵盖了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地区存在过的所有王朝，按中国人撰史的习惯，此书可以冠以“中亚通史”一名。但在看了一些学者对“通史”的定义之后，本人决定采用“中亚史”作为本书之名。主要考虑有两点：第一，据《易·系辞》云：“往来不穷谓之通”，“不穷”指时间的无限，贯通一切时间的通史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严格地说，时间上的通只是通史的必要条件，真正的通史必须具备通史精神。2对于通史精神，施丁教授认为：“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 3中国的中亚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欲达到上述境界，尚有待努力。

本书各卷有分述和总述，在对地区政权进行分述的同时，对当时中亚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以及宗教和文化情况做了总体论述。在分述和总述中，作者力求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中亚政权在此时段内的变革过程；所谓全面，就是研究领域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对外关系；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分述和总述的基础上，作者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希望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即通史精神。

此外，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推进性的尝试。如中亚经济和文化的南北差异一目了然，本书在考察中亚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时，明确了这一差异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呈现出定居文化和畜牧聚落文化的南北特征。又如，众所周知，中亚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通道与融合地，本书指出，如果中亚的背后没有一个强盛的汉唐中国，中亚地区就不可能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对早期中亚的历史进程，本书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如在第一卷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提出中亚地区在铁器时代经历了东方游牧民族迁徙和西方文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两大冲击，正是在这些外力的冲击下，中亚古代政权（国家）加速形成；又如本书对16—19世纪中叶的中亚国家（或王朝）的性质做了界定，认为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