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俞淼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天津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04)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启我国城镇化从以往注重实体规模增长向聚焦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转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矫正以往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这两大战略设计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使两者深度融合具有天然的政治基础和实践依据。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必然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也离不开乡村人力资本、土地资本等释放的红利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形式，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写进党的重要历史决议[2]。由此，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愈益明晰，各项支持政策和配套制度体系也日益成熟。

现有研究集中在关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必要性、互促关系和实践路径的探讨。两者融合必要性方面，陈丽莎[3]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民众收益、破解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张明皓[4]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利于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发展综合体。两者互促关系方面，陆小成[5]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乡村振兴是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二者应实现同频共振；刘双双、段进军[6]基于城乡资源禀赋差异，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双面依托关系，资源短缺的城市离不开乡村要素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较弱的乡村需要城市化外援驱动。两者融合路径方面，卓玛草[7]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要坚持“统筹融合式”“共生可持续”“包容一体化”“高效高质量”等融合发展路径；冯丹萌、孙鸣凤[8]认为产业驱动、劳动力转移和法治保障是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马丽、潘颖[9]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不仅要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要素等“硬实力”方面解决问题，更要从生活习惯、文化信仰等“软实力”方面消除城乡鸿沟。总之，现有研究成果虽然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互促关系、现实路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两者融合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内在机理的探讨有待深化，对两者融合路径的分析尚需实践层面的系统化思考。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系统性视域探究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现实逻辑和内在机理，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对整个国家而言，乡村和城市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优势互补、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完善和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对破解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由原先的注重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正是顺应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来看，结构转型要求农业部门的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份额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化，清晰呈现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图景。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9年，我国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从27.7%、47.7%减少到7.1%、39%，总体呈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4.6%增长到53.9%，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此外，我国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增加值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即第一、二产业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如2019年分别为3.8%、36.8%；而第三产业贡献率呈上升趋势，2019年高达59.4%[10]。现实表明，经济结构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这也正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切入点。一方面，乡村振兴要求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明、治理、生活等全面振兴推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工程。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仍然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也是攸关我国经济结构平稳转型的关键“变量”。要解决这一难题，将农业农村短板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版”，必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依托产业兴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让群众从乡村产业振兴中获得更多经济红利；依托生态宜居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群众在青山绿水间安居乐业，享受美丽乡村赋予的生态红利；依托乡风文明孕育农村新风尚，让群众从人文内涵中收获更多精神红利；依托治理有效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让群众从社会振兴中得到更多发展红利。实现乡村居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吸引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入城，在满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条件下，既带动了城市相关产业发展，也拉动了消费增长，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设定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和主要指标。在城镇化水平方面，要求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0%和45%。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尤其强调要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要求其接受义务教育比例达到99%。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求重点改善人居环境，破除各种“城市病”，尤其将公共交通放到城市交通发展的优先位置，解决老百姓诟病的交通拥堵问题。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不仅是乡村提质增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还是城市更宜业宜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要求。

(二)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及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关系政策的演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取得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但乡村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市和乡村在良性互融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不仅要补齐乡村发展不充分这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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