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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华贸易战给国际经贸体系造成三大破坏

时间:2023-04-12 03:11:34

宋国友

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作。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发生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前两大,豆易国之间,涉及的关税规模之大、延维商间之长,超乎想象,导致国际贸易体素和通行贸易规则遭受严重冲击65年过去了,美国仍没有停止对华贸易战的迹象,也没有回归贸易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举措',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破坏程度就会越大。

肆意破坏全球贸易规则

WTO被广泛认为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基石,为各经济体间开展贸易提供了规则基准,因此也被视为二战后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柱之一。对成员而言,它通过可预期的规则、稳定的规范和被普遍认同及遵守的制度,确保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开放,并且维持了各国市场的准入。WTO作为制度平台,还可以组织制定新的经贸规则,推动成员进行新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对成员贸易纠纷进行仲裁。

美国作为WTO的创始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设立者,现有通行的贸易规则一开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很难确立。既然国际贸易规则对成员之间的贸易行为有着较为基本的规定,美国应该遵守这些规则。事实上,美国对华贸易战很重要的经济动因之一,就在于华盛顿认为和中国所达成的入世协议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试图绕开该协议,想要中国接受新的标准和要求。

一方面,美国蓄意破坏WTO机制,损害WTO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权威性。争端解决机制是WTO的核心功能之一,发挥着裁决的“定分止争”作用。该机制由7名成员组成。但美国在上诉机构成员连任和遴选方面蓄意阻挠,持续阻止争端解决机制启动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致使当前争端解决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转,导致WTO争端解决程序被阻塞。美国之所以阻碍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进而瘫痪争端解决机制,有多方面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美国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不符合其利益,蓄意将其瘫痪,以便可以没有约束地推行单边主义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当美国发现无法从WTO条款中另 自身主张获得正当性,不能在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中找到用以支持其对华贸易诉求的内容时,就绕开WTO,动用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贸易打击。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也体现了美国的规则傲慢。美国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便是如此。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利用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节对更多国家征收保护性关税。

美国双标地利用国际规则危害巨大。一是,被美国强力撕破的规则缺口。成为全球贸易规则正当性的漏洞;二是,其双标行为对一些国家产生了错误的示范效应,破坏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一和全球自由市场秩序,阻碍了世界贸易的持续发展。

扩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美国对华贸易战肇始于针对技术转移、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领域问题的“301条款”调查,本质上就是单边保护主义行为。拜登政府在关税措施到期后非但没有取消对华加征的高关税,反倒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贸易战之外还推动对华科技打压,美国已经由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

美国长期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全球最大的农业补贴国。特朗普执政后,加大了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补贴。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为保持国内就业,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更大规模地实施产业补贴政策。仅2020年,美国政府就提供了近600亿美元补贴。虽然美国政府极力避免直接使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禁止性补贴,注重市场化运作,但还是存在大量违规行为,或被世贸组织认定为属于禁止性补贴,或者受到其他国家的反补贴调查,引发广泛指责。

2022年美国政府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以及《通胀削减法》,更为集中地暴露了美国产业补贴以及歧视性贸易政策,给全球相关产业公平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严重损害其他经济体利益。《通胀削减法》将提供总额高达3690亿美元的补贴,用以投资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建设等,借此扶持相关行业国内发展。这些补贴行为规模巨大,专项补贴性质较强,排他性和歧视性明显。

其他经济体明显感受到美国借助相关法案提供补贴的意图,也面临着美国强烈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否则将被迫吞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苦果。例如,欧盟在表达对《通胀削减法》的关切态度之外,还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表示将调整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提供欧盟内部的新补贴措施,抵御美国政策的损害;二是加强与美国在敏感条款上的协调,试图把欧盟纳入美国的补贴范围,以减少该法案对自身的冲击。问题在于,哪怕最后欧美经迂协商达成了共识,美国补贴对美欧之外其他国家的损害又将如何弥补?其他国家可能也不得不提供相应的国内产业补贴,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多国家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状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推动贸易关系阵营化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迄今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需要辅之以其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贸易措施。“价值观”绑定经贸议题成为对华贸易限制政策的新选择,这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突破;推动贸易关系阵营化,将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制造全球贸易体系大分裂。

为更好服务于美国对华贸易战目标,美国极力放大贸易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实施贸易政策“价值观优先”,大力推动贸易关系中的“价值观”内嵌,宣导贸易政策价值观化的“政治正确”。此外,在全球贸易、气候变化、投资、数字经济等议题上,拜登政府力推“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形成贸易领域的价值观壁垒,作为非市场壁垒的升级举措。

拜登政府把本不属于贸易范畴的所谓“人权”等议题,纳入到贸易政策的内在要求中,弱化国际贸易行为的“交换”天然属性,人为凸显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强化对贸易政策进行泛价值观审查e拜登政府还大幅升级了对中国所谓“违反人权”等行为的贸易执法力度。在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海关检查和许可证发放等具体贸易政策领域,拜登政府对所谓“违反价值观”的行为实施更为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给中国相关企业和个人形成压力,增加经济成本和政策风险。

此外,贸易关系阵营化正在成为美国好华贸易竞争的新选项。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盟友在对华贸易战中的战略作用,意图拉拢一些盟友国家形成新的贸易阵营,扩大对华贸易封锁圈,以此放大美国的对华经济优势, 进一步扩大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在北美地区,华盛顿推动更新美墨加协定,并在其中注入“毒丸条款”,限制与中国合作。在欧洲方向,美国和欧洲共同成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下设十个工作组,加强两者在我术标准、供应链、信息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以及投资审查等领域的协调,着重解决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冲击。在印太方向,美国力推“印太经济框架”,谋求在贸易、供应链、绿色经济以及公平经济等领域设定规则,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规则影响力,对冲中国的影响。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情况下,跨区域及区域内合作对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美国推行的贸易竞争策略,利用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尚余的领先优势,带有显著的“小圈子”色彩和“盟友化”特征,排他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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