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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璎宁

一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我把父亲送到我所在城市名曰龙平的老年公寓，心里一下涌出了白居易的这句诗，并丝毫不担心他在这条先进的流水线上会遭遇什么。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驰骋商场，广交天下“义士”，在三乡五里是有名的粉条大王，毛驴车车队的“领队”。如今，他的活动范围，被界定在城市东南角两层的建筑里。如果说这两层界定都是父亲宿命里必须有的，他也默默地承受下来，并毫无怨言。

父亲进了龙平老年公寓不到半年，就和公寓里的“乡亲们”打成了一片。作为父亲的二女儿，我的交友方式与父亲的交友方式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完全相悖。我偏安一隅，花儿与书籍是我的两位挚友，我与别人的交流仅仅局限在以花朵为媒介的商品上。如果一个陌生人在我的花店里喋喋不休，待上一个上午，我会崩溃掉。长期的独处，已经让我丧失了过集体生活的能力或者和人这个物种打交道的能力。父亲能容忍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对于他所卖粉条长短粗细的百般挑剔，我却不能容忍花店的顾客对着我大呼小叫。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事情，事物一旦完美随之而来的就是缺憾。这样下来，到了知天命之年，身边也只有寥寥几个历经风雨，彼此懂得的知己好友。

父亲不需要这么复杂和“高尚”。他的朋友说到家就是伙伴。不挑性别、不挑贫富、不挑高矮胖瘦，更不挑既往史。他们被自己的亲人放置在这里，被公寓“代养”。公寓是他们的驿站也是终点站。吃饭时，用不利索的嗓子喊一声对门或者左右邻居，坐不稳时，相互扶持一把，闹肚子了，借个不需要还的药片，缝被子的时候借来针线，有好吃的相互分享……

纪伯伦说：“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一同和你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哑巴叔是和父亲一起哭过的人，父亲的第一个朋友。父亲来了快两年，我至今对哑巴叔深怀愧疚。在父亲刚到公寓不到一周，我故意早起想看看他们的伙食怎么样，或者看看吃大锅饭的壮观场面：哑巴叔和父亲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好像他们曾经相识，要坐在一起叙旧。那天吃的是鸡蛋、稀饭和油条。当我悄悄走到他们身边时，父亲和哑巴叔正在推让一个鸡蛋。他们两个推来推去，鸡蛋像小时候他们玩过的陀螺，在桌子上旋转。那种旋转中有迷人的光晕。最后胜利的是哑巴叔。他竖起大拇指，指指自己，意思是他比父亲大，吃小点的鸡蛋。他们剥下的鸡蛋皮像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这个城市。

我一周一次半个小时的探望，能为父亲做些什么？陪伴、照顾或者帮助真的谈得上吗？面对他们，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父亲刚来公寓那天我竟然对着父亲说出“远离那个哑巴”的话，并把哑巴叔推出了父亲的房间。从何时起我变得如此俗气，开始对别人有了提防之心，并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这里。我把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起来的信任也搬到了这里。

我一直很想对着哑巴叔说声抱歉，可是哑巴叔根本听不见，或者他根本不需要我的道歉，他对于父亲的好，是因为一个生命本质的善良。因此我迟到的道歉也只能在纸上，而哑巴叔永远不会知道。即使我不用道歉，他也一如既往地替我照看父亲，并从来也不接受我塞给他表示歉意的水果。

二

兰兰姨和芳芳姨是父亲的对门。我是在2018年11月的最后一天才听父亲说，胖矮、白头发的大姨叫兰兰，高个子脸部大面积烧伤的大姨叫芳芳。至于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重要，87岁兰兰姨的名字是否真的叫兰兰，或者67岁的芳芳姨是否真的叫芳芳，一点儿也不重要。这两个名字或许是父亲根据自己小时候的玩伴，或者故乡的邻居想象出来的。那天我去公寓给父亲送手机，看到他的被芯蜷缩成了一团窝在被罩里，就习惯性去对门，朝兰兰姨借针线。兰兰姨正坐在窗户旁边修补一条挺破旧、看不出颜色的保暖裤。她的针线在裤腰上匀称地、不紧不慢地行进着，细细小小的针脚整齐排列在细线走过的地方。兰兰姨满头的银发被阳光照耀得熠熠生辉，脑后挽着一个髻，如果放开她的髻，她的头发会垂到腰际。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长发及腰，面容姣好。因此兰兰姨叫兰兰是恰如其分的。她爬上她的床铺，从几个长方形鞋盒子里给我翻找针线。兰兰姨的床上“财产”可谓丰富多样：袜子、内裤、秋衣秋裤、药片、碎布头、针线盒、卫生纸……一床大点的褥子上铺着一床小点的褥子，均破旧得没有了颜色和花纹，可以想像兰兰姨是常年和一堆杂物睡在一起的。和父亲一样有“条件”一张床堆放杂物，一张床专门用来睡觉的老人并不是很多。

兰兰姨拿了一盘缠绕成米字花的圆形线盘给我，又递给我一个长约两厘米半，极其细小的针。这细小的针，我用自己“粗壮”的拇指和食指刚刚能捏起，还随时有滑落到地上、无处找寻的危险。一个人的手该有多么纤细，才能与这细小明亮的针相匹配？一个人的眼睛该有多明亮，才能触碰到一个针的锋芒？我跑到父亲房间的窗户底下，在嘴里一再弄湿线头，又一再对准针鼻，就是引不上针。或者根本看不清兰兰姨给我的线和针，又跑到兰兰姨房间向她求助。记得去年一次给父亲缝被子就是，兰兰姨觉得我不会做针线，直接让我做了看客，她把父亲的被罩缝得完好如初。

在我几秒钟返回父亲的房间，拿手机想给兰兰姨拍视频的瞬间，兰兰姨已经对准了针鼻，快速把线引到了针上——奇迹、生命的奇迹……我在朋友圈大大发了一通感慨。对于兰兰姨来讲，父亲算是幸运的，虽然晚年不得已离开故乡，但是终有我们三个孩子照看。不像兰兰姨，孤身一人。父亲来和她做对门快两年了，从来也没碰到探望兰兰姨的人。她们村里的人，都搬了新楼，想必把兰兰姨忘了吧。今年夏天，父亲告诉我，他的湿疹又犯了，后背上全是红疙瘩。入睡前，都是兰兰姨帮父亲涂抹止痒药膏的。有次晚上，我刚进父亲的房间，兰兰姨就走了进来，她像一朵兰花那么轻柔，目光线条都有了历经岁月沧桑之后的沉稳和优美。我对兰兰姨说我来给父亲抹药，兰兰姨说我不会抹，也累了一天了，让我快回家歇息。我站在房间的门口，看着兰兰姨把药膏一点点挤在父亲的后背上，再用棉签涂抹匀称。兰兰姨涂抹得很仔细，大约用了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兰兰姨是站着的，父亲是坐着的，而我内心羞愧，一直在门口哗哗地掉眼泪。即使我感到了自己的惭愧，还是依然不能照顾父亲到细致入微。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我成了父亲的“远亲”，给他照顾最多的是她的近邻，兰兰姨和芳芳姨。

第一次见芳芳姨我有些害怕，甚至不敢正视她的面孔。那是一张大面积烧伤的面孔，可以说根本谈不上是一张人的面孔。鉴于她不去父亲房间，像哑巴叔那样“指导”我，我没有说出让父亲远离她的话。芳芳姨戴着一头蓬松的假发。两只眼睛只剩下黄豆粒大小的空隙，她的瞳孔，被烧皱起来的皮肤遮住了一半。鼻孔也比原先的小三分之二，嘴巴大小像我花苑里粉色雏菊的一个花瓣，四周褶皱的皮像假的一样胡乱堆着。她的右手是一个紫红色的肉疙瘩，左手还剩拇指、食指、无名指。我常常想，芳芳姨长年穿扣紧领子的厚衣服，从来不露身体的任何部位，她的身上是不是更加惨不忍睹。她作为女性的所有特征，是不是全都消失了呢？即使芳芳姨没有了完好的面孔，完好的身体，依然不能阻挡她发出响铃般的笑声，依然不能让她丢失生命最本真的东西，我求助兰兰姨帮我引针时，她就站在一旁“毫无节制”地笑着。我想并非芳芳姨笑话我，她的笑发自心灵。

前几天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去公寓给父亲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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