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

■ 耿磊磊

（中共铜陵市委党校，安徽 铜陵 244000）

当前，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人口规模进一步失衡，随之引发了房屋闲置、耕地抛荒、妇孺留守等现象，即农村“空心化”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村“空心化”是农村村落、人口、文化等内源性主体“脱域”的社会现象，影响了了农村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和乡村文化传承与保护，成为乡村全面振兴道路上必须直面并妥善应对的问题。“内发型发展”继承了“地区主义”传统，强调“规模小”的地区基于其资源与传统，借助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自主地进行创造性发展。受内发型发展理论的启发，本文拟以皖南B村为例，在数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空心化”所呈现的具体表征及底层根源进行深度探究，试图从内发型发展视角提出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路径。

一、研究现状

（一）关于农村空心化的文献回溯

二十世纪90年代末开始，“空心化”概念就被报刊和媒体纷纷使用，学界相关研究在新世纪以后逐渐展开，近年来逐渐深化。研究者们在“空心化”问题的内涵界定、空间模式、形成原因机制及遏制“空心化”的对策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果。这里笔者仅就与本课题研究密切相关的部分学者观点选择性摘录。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是乡村发展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会经历出现、成长、兴盛、衰退等阶段[1]，村落社会是“空心化”社会，即村落社会将陷入主体缺失、人口递减、资源衰竭、组织衰败和社会解组困境[2]。为了更深入了解农村空心化现象，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如地理学视角下的土地利用情况对空心村的影响程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村转移人口[3]、留守人口的社会福利问题[4]。为使农村空心化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有学者采取田野调查方法对部分地区人口空心化进行精准测算[5]。有学者从全国范围视角采用人口普查县域统计资料测算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6]。针对农村存在空心化现象，有学者指出空心村的治理水平和质量受当地经济水平、人口数量、村庄主体对空心村的治理意愿等因素的影响[7]。在治理机制方面，有学者提出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类相关利益群体的行动逻辑创制空心村治理的生成机制[8]，亦或变城乡分割为城乡一体化，重构城乡空间秩序，实现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9]。

（二）关于“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研究

“内发”问题是制约中国乡村振兴的症结所在，内发动力不足、能力薄弱等是村庄“空心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从政策设计上看，自2016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六年明确提出“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可以看出，自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至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党中央从政策的顶层设计上都予以高度重视。有学者从区域空间维度探讨村庄空心化治理路径，指出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是立足于县域资源，各生产要素在全域流动与整合，从而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县域乡村振兴[10]。理论意义上，内发型发展模式强调村庄作为发展主体的回归，主张通过借助自下而上的公民行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11]。但在中国乡村发展实践中，由于掣肘于自上而下的外发型行政体制，再加之外界力量介入极端化，地方和超地方的关系之间裂痕扩大[12]，促使“内发取向”与“外发取向”的张力长期存在[13]，进而使得村庄内发的动力和能力稍显不足。

总体上看，学者们关于农村空心化以及“空心村”治理研究颇多，但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内发”型视角下的空心村治理研究较少。那么，“空心村治理”与“内发”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笔者认为，农村“空心化”治理针对当下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下乡村振兴主体缺失、农村人口逐渐递减、村庄利用资源衰竭等困境，侧重于对空心化严重村庄的撤并、改造和提升等。“内发”则不仅强调立足区域资源与本土支持，而且通过“外生取向”的干预、支持和投资来助推村庄发展。

二、内发型发展与农村“空心化”治理的适契性分析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内发型发展是致力于探寻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这一概念由日本上智大学的鹤见和子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时提出并因此闻名于世。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的地区范围不能太大，以便人们采取熟悉有效方式促进发展。同时，人们虽然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该目标的途径并非单一。此外，内发型发展不仅需要本地区资源与传统的支持，而且还要引入外部因素，与现代化模式相辅相成[14]。基于此，内发型发展对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可作如下适契性分析。

其一，地区范围的适契性。鹤见和子虽然借鉴了“地区主义”概念，也提出了“不把整体社会当作内发型发展的单位”，但她并没有明确界定地区范围的大小。直至1980年，她受到费孝通的邀请，考察了苏南社办企业时，才把乡镇（公社）作为“内发型发展”的地区范围。而今，随着交通的显著改善和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内发型发展”的单位空间也应从乡镇范围扩大至县域范围。当下，农村“空心化”现象已不局限某一村落，而是扩延至乡（镇）的地区规模，这在山区农村尤为凸显。故农村“空心化”治理应立足县域范围布局，整合县域范围诸种资源，建构县域范围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

其二，自主创造的适契性。鹤见和子认为，“内发型发展”需根据地区自身特征寻找发展方向，让内部的自律创造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她的观点对农村“空心化”治理带来有益的启示：一是正确处理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基于中国基层治理具有“父爱主义”“钦定意义”的底层自治逻辑，农村“空心化”治理可在政府的推动指导下，最大限度激发村庄多元主体自治的积极性；二是培育自主创造的载体。农村“空心化”治理不仅需要行政给自治预留的充分空间，而且需要以自发性组织为载体的自主性释放。如以深度嵌入乡土熟人社会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依托，将农民组织起来，“就地取材”发展本地区。

其三，融合发展的适契性。鹤见和子指出，“内发型发展”在依靠本地区人和集团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基础上，还需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进行发展。这意涵地区发展有可能受困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短缺，需要借助地区外部力量的支持，推进融合互动发展。费孝通认为研究乡镇的纵深发展，应从“农村——乡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逻辑思路展开。面对农村“空心化”现象，其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围魏救赵的农村发展策略，不应闭门造车，而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吸收外部经验。如：农村可以主动和城市交流合作，通过项目下乡、资本下乡等方式引进多种资源，助力乡村发展。

三、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表征

B村位于H市X县L乡西南部，即长江以南的皖南山区，周围群山环绕。全村总面积42平方公里，辖9个村民小组，210户共981人，其中老人、妇女、儿童人口居多，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村域耕地面积较少，主要种植茶叶、琵琶等作物。本研究之所以选择B村作为个案观测样本，主要遵循如下原则：（1）选取案例具有代表性。即B村深处皖南山区腹地，与其它周围村庄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是相同或相似的；（2）选取案例具有典型性。即为解决皖南山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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