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

■ 陶廷昌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在众多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最为全面且尖锐。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在实践进路上创设一个生态社会主义。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在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地基上，栩栩如生地为世人呈现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生态社会主义。尽管高兹晚期所有著作都悲观预言世界发展态势，但其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观照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极为尖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因此，深度解读和把握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透析其关于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深刻洞见，对于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及化解模式的探索都具有重大启迪意义。本文拟从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劳动分工及科学技术四个维度考察高兹对资本主义展开的全景式生态批判。

一、“经济理性”批判及当代经济发展省思

“经济理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之中，其涵义是：具有理性利己之心的经济人互相竞争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发展，既增加了充足的社会财富又提高了整体社会福利。高兹对此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表述，他认为：经济理性源于“计算与核算”，它在驱动市场运转的那一瞬间起就开始运演。“计算与核算”由于经济理性的支配而仅把单位产品所内蕴的劳动量作为关注点，从而忽视了“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1](第109页)。基于此，高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本质内涵就是把其终极目标界定为利润实现的最大化，将取代一切价值的金钱看作“资产阶级唯一的衡量尺度”[1](第3页)。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内蕴的经济理性是反生态的，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而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传承发挥。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该表征为和谐相处的状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关系就变成对立和冲突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成为“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第714页）。在此规律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就成为引发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致力于攫取高额利润，资本家总是利用科学技术盲目开采自然资源，将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置之度外。其后果就是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遭受生态危机的严重报复和惩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破解生态危机并促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根本途径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语境下，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才是等价的。因而，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第120页）。正是基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高兹认为，内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利润挂帅”原则是攫取自然资源、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一方面造就了一种作为机械化成果的关系，即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同时“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不但使劳动也使劳动者失去了一切人性味”[1](第20页)。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这种单向度，即致力于“赚钱”的追求，使它坚决消除及荡平所有与其不相符的价值和行为，导致了一种极为严重后果：除了金钱关系、暴力关系以及“工具关系之外什么也没有”[1](第19页)。这样，在经济理性的钳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度地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同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凭借自身经济与技术的巨大优势把工业生产废品嫁接到发展中国家和次发达地区，从而加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进行掠夺，最终引发全球性环境退化与生态危机。高兹沿着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路径，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支配下的生产也就是破坏。因此，从本质上审视，“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态危机”[4](第107页)。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其生态批判已透抵经济理性批判内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实质。

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给当代社会以重大拷问：如何扬弃“经济理性”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延拓，当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较之以前任何时代都要紧密，逐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第286页)。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它们互相借鉴、共存发展，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当代资本主义的持存必然凸显“经济理性”，因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铁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引导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从总体上“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第36页)。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生产力推动机制，是促进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吸收并充分利用的，但是，其反生态属性等负面因素又是必须予以抵制和消除的。高兹曾对经济理性作出社会性质界定：倘若一个社会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其社会关系由经济理性主导，同时社会个人的生活、活动以及价值等级和文化由经济理性和资本增值塑造，则此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反，如果在此社会中，资本的经济理性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不起主要作用从而只发挥次要作用，也就是说，“‘经济理性’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不过是和其他活动同等重要的活动，就是社会主义的”[4](第49页)。这就深刻表明，“经济理性”本身是中性概念，既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持存，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运演，区别的关键在于把“经济理性”摆在什么位置上。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摆在金字塔顶尖，而社会主义则将经济理性置于与其他领域同等重要的地位。于是，问题就转变为如何科学对待“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当代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置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其发展是为资本增值而发展，因而其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严重的自然资源匮乏从而最终引发环境退化、生态危机问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决不能掉入否定‘经济理性’的理论陷阱”[7]，而是要努力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统一，既发挥“经济理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又遵循“生态理性”原则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即推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5]（第246页）。

二、“异化消费”洞察与当代消费模式构建

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提出来的“异化消费”思想主要策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较为集中地对异化消费作出界说，他认为，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以异化方式持存的，并从中提出了“消费异化”观点。在《单向度的人》一文中，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需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而是一种虚假的需求，资本家利用各种宣传媒介把人们基本生活的真实需求之外的虚假需求渗透于消费群体，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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