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裴亚军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北京 100717)

引言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一门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基本范式。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新的学科领域。

术语研究在中国和西方都早已有之。在中国，早在战国时期的《墨经》中，就提出了朴素的原子概念，叫作“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分别叫作“宙”和“宇”[1]。在欧洲，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术语问题，早期的各种哲学概念、自然科学概念、人文科学概念都是通过术语来表示的[2]。

尽管术语研究源远流长，但术语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最早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确立，其标志性著作最早在奥地利问世[3]。到了20世纪80年代，术语学在西方已发展成为一门融合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学科[3]。但在中国，魏向清教授将真正意义上“中国术语学” 建设的集体学术自觉首先归功于2004年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4]。可以说，术语学在中国是一门不折不扣的新兴学科。

虽然术语学在中国很新，但发展中国术语学学科意义十分重大。术语是科技传播交流的基础，发展术语学对于促进科技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促进科技话语体系建设，实现中国话语、世界表达同样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5]术语学是将科技概念、范畴(即术语)和表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建设中国术语学学科，对于指导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着力打造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将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 中国术语学学科建构的历史基础

作为尚在建设中的新兴学科，中国术语学无论是学理还是话语体系，都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但是，中国术语学研究具有深厚的积淀与传统，尽管术语学作为学科是从国外引进，但术语理论并不都是舶来品。中国术语学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的科技发展实践当中，富有中国特色和传统。由于具备坚实的历史基础，中国术语学学科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和学术底蕴。

1.1 中国术语学建构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和传统术语理论作为基础

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发现、发明及其推广应用，离不开相关术语的确立和运用。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6]据考证，西周时期的《诗经》中，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内容就有600多处，这些内容涉及不少术语。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荀子·正名篇》中许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他认为定名要从事实出发，“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相同的事物要给以同样的名称，不同的事物要给以不同的名称。还提出了“共名”和“别名”的概念，共名相当于上位概念，别名相当于下位概念，又提出高于共名、外延最大的“大共名”概念，以及低于别名、外延最小的“大别名”的概念，构成一个类似现代术语学提出的多层次概念体系和术语系统。在名的表达上，荀子还提出了“单名”“兼名”的概念，又主张定名要紧紧抓住“喻”和“足”这两个关键，“喻”就是明白，“足”就是充分。荀况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术语学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他是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先驱[7]。汉初的《尔雅》收集了各种术语，可以看成是一部古代术语词典。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从印度、西域各国语言中借用了大量科技术语，并把他们译成汉语。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仙药篇》、南北朝祖冲之的《缀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著作中，都创造了大量术语。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创造了许多物理学、地学术语。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创造了许多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收集了大量术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使用了数百种植物和矿物岩石名称。明末清初以来，科技翻译事业开始兴盛，中外学者合力译撰了不少关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采矿、冶金、生理学、生物学、地图学、化学方面的著作，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大量术语。

1909年，清朝学部委派严复编订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成立以严复为总纂的编订名词馆，成为我国第一个审定术语的官方机构。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又先后成立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专门负责学科术语审定工作，编译了数十部学科术语。

整体而言，中国传统的术语理论和实践为现代术语学提供了深厚的学养，有关术语的文献资料和传统术语理论，皆为我们现时思考如何构建中国术语学学科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应该基于传统的认识体系，聚焦实践理性，发现并解决中国术语学科构建中的核心问题。

1.2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术语实践的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术语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术语实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中。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上升为理论，是发展中国术语学学科的重要方法。

综合而言，70余年来中国术语实践创新呈现出如下四方面显著特征：

一是国家高度重视术语工作。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官方组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术语统一工作。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由我国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又规定由其审定公布的术语具有权威性，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当遵照使用。中国的术语实践工作能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国家高度重视是关键因素。

二是全面系统地开展术语规范和统一。中国的术语实践主要以全面系统规范学科领域内的名词术语为工作目标，这与西方术语工作一般根据任务需要建立一个个小的术语系统的工作方法很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全国科技名词委动员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共审定公布超过150种规范术语，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农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军事科学等全部领域，同时积极开展海峡两岸名词对照工作。根据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全国科技名词委未来五年将组织超过300个专门委员会开展术语规范统一工作，这也意味着未来五年将至少会审定公布300个学科领域的术语。其组织与规模，放眼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另外，全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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