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崇拜”与“漠视竞争”：青年草根滑板组织的社群特征

昂晨，郭吉茹，薛岚

(1.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0；2.西安体育学院 研究生部，陕西 西安 710068)

自从2013年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上任以来，他持续致力于推动奥运会改革，尤其是关于奥运“太老”的问题，即观众中的人口老龄化严重且对青年越来越没有吸引力[1]。正如《2020年奥林匹克议程》

中将“青年”视为奥运会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2]，国际奥委会已经意识到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转变并决定采取吸引年轻人的措施[3]，有意推动一系列由青年群体主导的极限运动如滑板、街舞、跑酷等项目入奥。曾经散落在城市街头的亚文化青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文化青睐的掌上明珠。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他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快速扩张。此前有研究在文化和运动整体层面上讨论了极限运动及其青年参与者的特征[4-5]，但尚未从微观视角深入讨论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具体结社形态。系统剖析青年极限运动参与者的社群特征，有助于完善理论层面的文化认识，为青年公共治理、组织专项体育赛事和选拔竞技人才提供依据。

1 研究视角：以“身体技术”重释青草组织的独特性

草根体育组织已成为政府部门、正规体育社团外重要的组织力量[6]。草根体育组织通常对政府有较强的依附意愿[7]。但以极限运动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青年草根体育组织(以下简称“青草组织”)，似乎打破了传统草根体育组织需要依赖政治精英来解决资源约束问题的模式，身份合法性也并非是他们担心的“困境”。他们不谋求大众化发展，有意控制社群规模以维持“边缘化”的组织身份[8]。他们的结社形式也非常松散，只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以活动为纽带，网聚起自身人气，在具体活动过程中才呈现出其存在的状态[9]。正如那种“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的当代青年社会生活样貌[10]，青草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只是披上了群体活动的外衣，他们以群落的方式出现，内部却仍是松散的个体。归根结底，与传统草根体育组织不同的是，青草组织的参与者似乎并不完全依赖主流社会的阶级评价标准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识别，他们偏爱坚持个人本位进而实现圈群化的生存，这为公共治理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

滑板社群是典型的青草组织。他们活跃聚集在城市公园学校空地前，时而穿梭于社区广场大街小巷中。滑板文化作为青年文化，是“一种运动方式、社会实践和文化表达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运动”(individualistic sport)[11]。参与者借此表达自我，分享共同价值观，联合身体实践，创造文化与社区[12]。选择滑板社群作为研究青草组织的微观切入视角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滑板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较早进入中国，作为青年主导的运动，在国内历经30余年的发展有较为充分的文化融合与沉淀；第二，滑板运动最近被宣布自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起成为“永久性奥林匹克项目”；第三，相比于其他极限运动项目，滑板运动装备成本相对更低、活动场地限制相对更小、青年受众更广。

在自我认同危机的个体化时代背景下，青年正在更主动地“寻找个体身份和群体归属”，努力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承担个人与社会联结的功能”[10]。在滑板社群中见不着民俗体育中那种村落宗族亲缘血缘之间的凝聚力量，更缺乏像武术那样的传统体育所拥有的悠久文化沉淀……不禁发问，“个体化”的青年滑手又何以需要“圈群化”的生存方式？相比于当下更受学者关注的线上青年网络社群和普通草根体育组织有何独特之处？在马塞尔·莫斯[13]提出的“身体技术”概念框架中，他使用“惯习”(habitus)一词说明“身体技术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由社会、心理、生理共同作用下的一种‘总体性’呈现”[14]。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进一步将莫斯的“惯习”概念理论化，并以场域、惯习、资本3个概念来勾画出身体的社会存在形态与变迁方式[15]。显然，滑手的惯习是针对滑板社群这一特定场域时空内产生的社会化影响而言的，惯习是身体实践的依据，亦是身体实践的结果[16]。通过观察滑板社群内技术传习方式是解释滑板社群特征的可能视角。

或许，可在“整体文化关联场域”[14]的视角下辩证性地观察这种身体实践的过程和意义。张晓艺[17]以“个体实践——集体行动”的两种维度作为分类视角，提出“群体仪式性身体技术”的支配逻辑是“集体运动的仪式构建与集体欢腾的情感表达”，他们通过身体实践能够形成一个“空间上得到聚集、目的上高度一致、情感上集体同一的共同体”。这种支配逻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身体技术在个体到群落之间的关系和意义演变。综上，基于在数个滑板社群持续半年多的田野调查，研究围绕身体技术作为文化资本在场域中的转化、身体技术的传习和评价过程展开探讨，尝试提炼滑板社群特征并提出引导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的主要田野位于浙江省J市(设区市)，该市有4个主要的滑板社群，活跃参与(每周活动3～5次，每次参与时间2小时以上)的滑手在120人左右。具体实施参与式观察的时间集中在2021年4—12月。重点观察的内容包括：滑手主要的活动场地、活动时间、聚散方式；滑手定义“好技术”的标准，不同成员在社群中的真实技术水平；日常活动时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社群成员变动时其他在场者的行为、态度变化；各滑手进行技术练习、技术传习的过程，利用互联网交流信息的方式；街头迷你比赛或游戏的组织方式，包括展演者的状态与观众的反应等。

选择J市作为田野的缘由有三：一是圈群化发展成熟。有较长的文化实践历程可供观察，早期就有滑手活跃(2000年左右)，且是全国较早参与、举办极限运动赛事的城市；二是滑板文化产业链完整。市域内就拥有滑板生产商、经销商和基层板店，且有本地利基媒体；三是如今参与者活跃。社群边界明确，各社群定期举办活动。另外，此前国外学者针对中国滑板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中国的大型城市(北京、上海、香港等)，但如今更大比例的滑板运动参与者已然活跃于全国众多二三线城市之中，此时选择一个普通城市作为田野更具草根代表性。

2.2 访谈法

研究者为极限运动参与者，基于研究者已有的社会关系和“滚雪球”方式与访谈对象建立联系。倾向于寻找在各滑板社群中地位较为核心(例如滑板店店长、学校滑板社社长、高技术水平者等)、活跃参与、滑板经验在6个月以上的15名成员作为访谈对象。采用线下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每次访谈时间通常2～3小时，地点通常位于滑板店与滑板场地附近。每次访谈获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全程录音，以便后期形成文本解析。

3 “技术崇拜”：滑板社群亚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新秩序

与民俗体育常见的传统崇拜不同，滑板社群中的“技术崇拜”高度理性。滑手不依靠神话传说或图腾符号来实现圈群化聚集，理性崇拜源于他们技术练习过程中的亲身实践与现场感知。这一过程中，技术成为一种文化资本，滑手技术高低一目了然，内部分层得以实现。不过，滑板社群内部年轻人拥护的是不同威望象征秩序和在其中建立起自身的“自尊”，从而可暂时从主流文化的阶级评判当中解脱[18]。在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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