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研究

岳中刚 王凯

摘要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中国企业高质量、规模化和协同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全面评估合作区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企业2003—2019年绿地投资数据，对“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基础设施改善以及营商环境提升，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增长；“一带一路”境外合作区建设更为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邻近的东道国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对低收入、高税负东道国和重点行业的投资促进效应更大。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证支撑。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境外经贸合作区 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促进效应

一、引言

境外经贸合作区，又称境外园区、境外工业园区等，是指中国企业在境外打造的、以产业为支撑的经济集聚平台，也是企业“以大带小”产业链出海的载体，本质上属于“飞地经济”的试验区发展模式。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强调，“在实体经济合作方面，要大力推进经济走廊建设，办好经贸、产业合作园区，进一步促进投资、聚合产业、带动就业，走创新发展之路。”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N］.人民日报，20170516（03）.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抱团出海和集群式投资的重要平台，既是中国以成功的产业园区发展经验推动沿线国家可持续工业化的重要抓手，也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的重要支撑。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自2006年进入规模建设，截至2021年年底，纳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有113家，累计投资达到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其中，82家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占境外经贸合作区总量的73%。

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运营实践，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要素流动、投资联系和价值链分工的功能性枢纽，以及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国际合作平台。以2005年建设运营的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该合作园区从泰国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出发，顺应中国优势产能转移、劳动力成本上涨等趋势，实施“先龙头、后配套”?0?2“横向成群、侧向成链”的集群式投资模式，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在泰国的产业集群与制造业出口基地。截至2021年年底，泰中罗勇工业园已入驻中国企业165家。根据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的统计数据，2021年泰国招商引资累计超过6400亿铢，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达38567亿铢，中国是其第二大投资来源国。为此，作为东道国与中国加强投资合作以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枢纽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既推动了东道国产业集聚、本地就业以及充当制度建设试验区，也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以投资联动构建区域价值链，从而减少对现行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投资也面临着政治风险较高、产业基础薄弱、融资困难、市场不够完善、人才缺乏等多重风险和发展困境。例如，2013—2018年，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问题大型项目为66个，占大型投资项目总数的比重为189%；问题项目涉及金额高达6582亿美元，占大型项目投资金额的317%（方慧和宋玉洁，2019）。

?有针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定性分析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双边政策保障、产业联动优势、风险防范等（刘洪愧，2022；方志斌等，2022；高连和，2021），二是通过案例研究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产业定位、文化适应性等（王淑芳等，2022；梁育填等，2021），三是实证检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投资效率、贸易效应等（严兵等，2022；严兵等，2021；许培源和王倩，2019；李嘉楠等，2016）。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系统分析，特别是以此作为因果识别机制的政策评估，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能的拓展空间。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在研究视角上，从聚焦于双边贸易或投资的宏观视角创新性地转向微观视角。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数据，较为准确地识别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投资促进效应以及异质性特征，避免了宏观视角反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偏差性问题。（2）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不仅对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否有积极的投资效应进行考察，还从东道国基础设施改善和营商环境提升两个维度探讨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促进效应的内在机制，将研究从“是什么”推进到“为什么”的维度。（3）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上，基于较为完整真实的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项目信息，采用双重差分（DID）法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投资效果进行系统评估，并通过安慰剂检验以及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本文后续内容包括：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经济解释；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投资促进效应分析

与单枪匹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内集聚所形成的抱团出海，不仅有助于构建产业链联动优势，而且在经验分享、政策协调、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产生的集体行动优势和政府保障优势，能够更好地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许培源和王倩，2019）。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一定的风险规避功能，从而降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敏感性（支宇鹏和陈乔，2019）。境外经贸合作区以生产基地—总部、离岸外包等方式嵌入东道国本地生产网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纳入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以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增强产能合作的协同效应（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李嘉楠等（2016）基于1992—2013年中国与216个国家的贸易投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境外经贸合作的贸易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诸多优势使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磁石效应不断增大，成为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衔接的重要平台。以2015年开始建设运营的中白工业园为例，截至2021年年底，入园企业达到85家，其中中资企业43家，欧美及其他国家投资企业17家，协议投资额近13亿美元。此外，也有研究认为经贸合作区建设可能出现产业转移尤其是高能耗企业集体外迁，导致当地环境恶化、劳动力保护不力、可持续性发展较差等问题，且近半数境外经贸合作区尚未实现盈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Manfredi，2017）。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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