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周作人：一场新文学史话语权的错位对话

张怡然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下简称《五十年》）是胡适于1922年为纪念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所创作的一部文学史著作。在这本书中，胡适以其独特的文学视野记录了从1872年至1922年五十年间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历史，通过讲述古文的末路、白话的发展以及文学革命的兴起，建构了“进化论”的文学史观。这部著作在1923年发表之后，因其对旧文学斩钉截铁的批判和鄙弃、对新文学坚定不移的摇旗呐喊，即时得到大批新文学支持者的推崇和赞赏，只有一些保守党人士，如胡先?等，对《五十年》进行了批评。他们大多是指出自己认为胡适在《五十年》中所写的一些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地方，如桐城派的影响力和文学成就等，用以证明胡适文学史观的漏洞，就此书形成了一些对位的对话。

而在《五十年》发表十年之后的1932年，又出现了另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即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这部书是周作人在1932年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八次讲课的讲稿。周作人在此书中论述了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桐城古文、清代八股文以及文学革命，进而阐发了个人“循环论”的文学史观，架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发表后也随即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随之而生的争论。

我们在读过这两部著作之后不难发现，虽然周作人的《源流》与胡适的《五十年》创作时间相差数年，且彼此在行文之间并没有针对性的交互和对垒，没有直接的交锋和对话，但我们却总是可以就一个问题找到双方能够形成对话的主张，不知不觉之间其实已经形成了错位的对话。这种错位对话与对位对话有着很大的差异，讨论的双方虽然是就相似的问题进行自己的阐发，看似上是一种交流，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沟通，双方自说自话，没有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或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承认，也没有得到正常对话的情况下应有的由双方思想的碰撞而迸发的学术成果，广大读者从这场对话中得到的依然是二人各自的结论。

《五十年》和《源流》所形成的错位对话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典型的话语事件，其不仅仅涉及胡适与周作人两位大家，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回应和反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术“语义场”。当然，大多数学者的回应仍然具有明显的错位的特征，依旧是这场错位对话的延续。

如果想要真正读懂这场错位对话，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对话的内容。我将这场错位对话的聚焦的问题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循环反复还是不断进化——文学史观的相争，这是这场错位对话的核心问题。

《五十年》中，胡适从晚清的四类古文讲起，分别介绍了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文章、谭嗣同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和章士钊一派的政论文章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些古文的文法与雅致，但用更多的笔墨表现了古文在“应用”用途上的失败，宣布了他们在古文内部寻求变革的运动的破产，将古文定义为了不能与人交涉的“死文学”、“半死文学”。接着，他把笔锋转至白话文的发展，他认为两千多年来民间的白话文学才是压不住的“活文学”。胡适将白话文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白话的第一阶段——汉、魏、六朝的“乐府”开始，到中、晚唐的白话诗和禅宗的白话散文、五代和两宋的白话词、金元的白话小曲和白话杂剧，直至明清的白话小说，白话文学始终在民间扎根、发展且不断进步。1916年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更是以不可抵挡之势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甚至学校在之中，国语也取代了文言成为官方教材，“活文字”已经大获胜利，文言终将走向死亡。书中胡适叙述的白话在两千年里的发展，以及白话必将战胜文言的观点，正是他“进化文学史观”的最好体现。

而在《源流》中，周作人的观点则与胡适大不相同。第一讲中，周作人先是介绍了一些文学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学的定义、文学的范围、文学的起源和用处等，接着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这一讲所占篇幅并不算多，但却相当有分量，可以说是这本书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了。周作人开门见山的提出，中国文学是分为言志派与载道派两种潮流的，中国文学史的变迁，正是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他直接在书中反对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说，代之以言志和载道的“循环说”，列举了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文学加以证明，并得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情形的好坏背道而驰的结论。周作人认为言志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而文学革命就是言志对载道的反叛，是明末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循环。周作人与胡适大相径庭的文学史观一经问世，即时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其中既有对周作人的应和之声，如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等人发文表示对其观点的称赞和认同，但也不乏批评和反驳，包括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学批评的学者，如陈子展、钱钟书、朱自清等人，多方言论下错位的对话由此而产生。

第二，英雄人物还是历史的必然——文学革命的荣誉权分配问题，这是由第一个问题所衍生出的问题，也是这场错位对话中火药味最浓的一个方面。

《五十年》的最后一章中，胡适讲到文学革命的兴起，他还是比较谦虚地写道，自己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自己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I。而对于陈独秀，则是大加赞赏，称赞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在自己的态度太过平和与持重的时候，陈独秀具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勇气和精神。在之后的《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之中，胡适也认为自己和陈独秀等人作为发难的人“不用妄自菲薄”，“若没有胡适之与陈独秀一班人，白话文的局面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总之，胡适相当肯定自己与陈独秀等人在文学革命中的所发挥的作用和这场运动的扛旗人身份。而周作人则根据文学循环论的观念，表示胡适等人提出的白话之主张并非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这次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张和趋势，都与明末的公安和竟陵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认为这次的文学革命，是历史必然的又一次循环，是言志派在政治混乱时对载道的复活。这样一来，就否定了胡适等人的独创性，也变相地削弱了他们在文学革命中的功劳。

关于文学革命中的荣誉权分配问题，也在后续衍生出的对话中被多次提及，还有比较激烈的学者直接指出，周作人之所以标榜公安派与竟陵派是文学革命的前度，正是因为其想要争夺文学革命的正统地位，不愿只让胡适、陈独秀等人成为文学革命的话事人和领头羊，所以才要搬出这些原本不被注意的流派来充当自己的大旗。

第三，强弩之末还是饶有裨益——对桐城派古文及文人认识的差异，这是双方的书中都讨论到的一个问题，而两人在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五十年》中，胡适在第二章便介绍了几十年来桐城古文的发展状况，他认为自从曾国藩死后，桐城古文再无精彩的作品和动人之处。对于曾国藩的众多门下，如俞樾、吴汝纶、王?运等桐城派大师，胡适也直截了当的称他们在文学史上没有什么贡献，年岁高、声誉长久，但作品却没什么价值。唯一的一点功劳就是使古文做通顺了，但仍是“中了‘文以载道的毒，未免不知分量”。总之，对于桐城文人，胡适一改往日谨慎的态度，甚至用上了不少讽刺和贬低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观点，把桐城派文章和文人视为无功、无用的一类，总体上否定了他们的影响力和文学上的成就。《源流》中，周作人也在第四讲中用整篇来讲桐城派古文，但在观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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