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运动研究的新领域

力，”他写道，“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适应综合征’。”

在描述小鼠的身体对创伤所做出的生理反应时，谢耶借用了“stress”这一术语，在工程领域中被译为“应力”，在生理学领域被译为“应激”。在工程领域中，应力主要用于量化材料的弹性强度。用谢耶自己的话来说，应激是“身体对外界所有需求的反应”。在他看来，应激是身体对生活的无声反应，“是对来自外界的各类摧残身体的行为的回应”。1956年，他在《生活的应激》（Stress of Life）一书中写道：“我穿过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就稿件征求他人的意见……这类事件，以及单纯的愉悦之情都会激活身体的应激机制。应激并不一定对人体有害，也可以是生活的调味剂。”

到了晚年，谢耶经常感慨未能确定隐藏在适应能力背后的生化原理。不过他的一般适应综合征理论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人体对如受伤、感染、沮丧、锻炼等外界应激源的反应方式时，都是以谢耶的理论为框架和依据的。

虽然谢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啮齿类动物，但他的应激理论迅速地在竞技体育和运动生理学中得到了验证。1961年9月，悉尼大学生理学讲师，当地著名的游泳教练福布斯·卡莱尔（Forbes Carlile）在《田径技能》杂志（Track Techniqu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教练在训练运动员时可以将一般适应综合征理论作为指导性假设。他建议大家去了解不同应激会对运动员产生何种不同影响，从节食到缺乏睡眠，“从常规的肌紧张、内心波动、兴奋易怒、肠胃不适到感冒流涕”。

据卡莱尔称，虽然聪明的教练能正确识别出运动员身体所释放的疲惫信号，但训练的极限和疲惫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他写道：“训练运动员就好比是在弯折一根娇嫩的树枝。尽管我们的身体能够逐渐适应体育训练所带来的持续压力，但它跟树枝一样，如果遇到太大的压力，也会表现出逐渐崩溃的迹象。如果再继续增加压力，身体就有可能到达崩溃的临界点。”

在逐渐接受了谢耶的理论后，运动生理学家开始结合运动训练对理论进行改良和提升，例如改良超负荷运动的方法。超负荷运动是指运动员必须经受的超常规训练，认可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训练达到这样的强度才能进一步提升成绩。谢耶的理论假设了临界值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临界值到来之前，压力可以一直促进生理性适应，强化肌肉组织，强健心脏功能，提升肺活量。锻炼二头肌就是其中一个较为简单直观的例子。举重这一应激源会在微观水平上撕裂肌肉组织，从而引发应激反应。在恢复期间，身体会切换到合成状态，产生更多的肌纤维。有了更多的肌肉，身体自然就可以承受更高负荷的压力。

生理学家要挑战的就是测试人体会对应激产生何种程度的适应，并不断摸索方法，探究运动员身体承受能力的极限。特异性是体能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了解了某项运动的需求，才能根据需求来调整训练，”兰开斯特-托马斯说，“我们必须要先分析某项运动的组成，然后再进行针对性训练。”

这就是赖利在埃弗顿队要解决的问题。此前，关于足球运动中的生理应激源和心理应激源的研究是很少的，已有的研究还总因为方法不得当或数据不足而乏善可陈。毫不夸张地说，足球堪称世界范围内极为流行的运动之一，但一提到解析足球运动的需求，大家却一无所知。

1972年7月10日，赖利在埃弗顿队内开展了一项关键性实验，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体育运动科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埃弗顿队的球员刚刚结束了暑假，陆续归队报到，并开始为赛季前的训练做准备。埃弗顿队的贝尔菲尔德训练场被公认为当时最现代化的训练场。训练场内建有一栋两层高的主体综合楼，一个铺有人造草皮的室内运动场馆和两块标准全尺寸户外场地。

第一天，队医先对大家进行了常规体检。次日，球员按照要求前往利物浦理工学院新成立的体育运动科学实验室报到。大家在实验室中见到了赖利。赖利按照兰开斯特-托马斯设计的实验，细心地对31名专业足球运动员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大家甚至在量身高体重时脱得只剩袜子和短裤。此外，赖利还测试了每位球员脚踝的灵活度，并利用测力计测量了他们的握力。为了量化反应速度，赖利为球员播放了一些视觉刺激信号，并要求大家用食指按下相关按钮予以反馈。赖利还安排球员进行了哈佛台阶测试。球员需要在5分钟内连续上下半米高的台阶，并保持每分钟30次的频率。性格评估则运用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这种测验采用长篇问卷模式，要求球员对“我白天做的梦总是十分清晰”或“不一定要那么诚实”等一系列描述做出“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各种选择。至于球员的最大心率则是通过折返跑来测定。“大家的收缩压都略高出平常值，这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赖利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没有过测试经历的实验对象第一次来实验室会感到紧张，这也是正常的。”

后来，赖利又在赛季准备阶段的末期、赛季中和赛季末对球员进行了重复测试。在此期间，他可以自由接触球员，这让他十分享受。他受邀参加了赛季开始前在瑞典的巡回赛，并获得了球队的许可，在凌晨三点至四点之间为球员测量心率。球员必须详细记录个人每天的行为（性生活除外，毕竟这侵犯了球员的隐私），赖利有权了解球员的全部医疗记录和特制的食谱。每场比赛前，球员都会在更衣室中勒紧鞋带，做上场准备，而此时，赖利会对他们进行心率测量。

在贝尔菲尔德训练场进行周训时，赖利会记录球员特定时刻的心率。心率监测仪上配有两个电极，通过胶带和松紧带贴到运动员的胸腔上，并与运动员橡胶腰带上的传感盒相连。伸缩天线传出心率信号，赖利则在球场边线处操作盒状接收器，捕捉信号。

主帅卡特里克本人很少出现在训练场上。“球队教练的任务就是坐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电话，买卖球员。”兰开斯特-托马斯解释说。从事过自由职业的退役教练经常采用一些自由任性的训练方法，球员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跑长跑和做游戏。“用这种方法训练球队实在荒谬，”兰开斯特-托马斯说，“站在体育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训练方法已经落后了几十年，更不要说跟运动科学沾边了。”

为了计算球员在比赛中的跑动距离，赖利和兰开斯特-托马斯设计出了一套速记方法。他们绘制出了球场轮廓，并利用球场上的线条、草坪修剪导致的颜色差异，以及边线外的巨幅广告牌对球场进行了网格划分。赖利将场地分区熟记于心，并一场不落地参加了埃弗顿队的全部比赛。他以嘉宾身份坐在教练席上，紧盯一个球员，观察其整场比赛的全部行为。他还利用盒式录音机来记录对球员的行为注解：“他在向后走，现在又站定不动了，他正沿对角线方向朝球场最后三格移动……”赖利用秒表为不同方式的运动计时，包括行走、后退、慢跑、匀速跑和冲刺。他还对每场比赛进行了录像，然后通过在屏幕上叠加网格，计算出球员跑动的距离及速度。利用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球员的运动效率，使大家首次对足球运动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球员的生理需求做出了精准量化。

对埃弗顿队来说，1972—1973赛季简直就是灾难。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球队形势一片大好，连续7场不败。然而在剩余的35场比赛中，却仅获胜10场。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