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异想天开的预测

行车上使用功率测量仪的国家，仅排在发明国德国之后。基恩是个理性的人，他知道测量生理消耗并对运动表现进行定量评估是相当重要的事，而不应该埋头于无菌实验室中。在此之前，自行车运动员能依赖的只有心率、速度和运动自觉量等指标，而这些指标又都很容易受到与运动表现无关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天气冷暖、兴奋剂、睡眠质量、压力水平、水合程度、过敏情况和营养状况，等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输出功率，这是一项非常客观的指标。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能够完美地配合以运动表现为基础的训练。

没过多久，乌尔斯的工作内容便做出了调整，她不仅要负责校验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还要负责实际操作，并确保实际操作的规程前后一致，结果精确无误。“此前，测试根本就没有标准化，数据库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历史记录也没有被保存下来。天知道那些仪器有多久没被校验过了，所以数据的真实性根本就得不到保证，”乌尔斯说，“不到一年，人们就从询问‘今天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变为‘今天运动员有没有出什么问题’。”乌尔斯很快便意识到，她的工作就是理解教练员的需求，以及帮助他们坚定信念。“举例来说，在长途骑行中，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可以帮助运动员了解输出功率每增加1瓦，心脏会跳动多少下，”她解释说，“如果骑行时的心率是每分钟150下，那么输出功率会达到多少瓦？输出功率与心率的关系会随着体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身体处于脱水状态时，即使输出功率保持不变，心率也会上升。”

当时，被选中参与骑行计划的运动员只有四五十名。“有的运动员来了4次，想要达到最低标准，但最后还是不幸落选，成绩仅差了2瓦，”乌尔斯说，“他们一直在为测试而训练，所以测试成绩就是他们的最好成绩，我觉得这样的运动员或许不应该待在队里。”那时，输出功率测试已成为运动表现评估的常规方式之一。如果运动员的状态不对，教练就会把他们带到实验室中。

“起初，我对自行车赛一无所知，后来开始慢慢懂得数据驱动运动的本质，”乌尔斯说，“这些人不怕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争取胜利，然后反推。欧洲人的传统做法是走别人走过的路，但这种做法已经不再适用了。”除了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英国国家自行车中心内还有一个名为“小时”的计时系统。它可以与安装在赛道上的车速监视器实现无线连接，并在训练期间打印出带有运动用时和速度的小纸条。然而，“小时”所记录的数据无法被电子化，因此乌尔斯必须坐在赛道旁边手动设置这个计时系统，并将运动员名字的首字母，以及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所给出的输出功率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贴在红色的大文件夹上。2003年，默里和迈克尔·休斯拜访了英国自行车队，并阐释了运动表现分析师的作用。接待他们的正是乌尔斯。她听着两人高谈阔论，然后把准备好的红色大文件夹给了他们。

“这是过去4年的全部数据，”她说，“你们能提供一些专业意见吗？”

“她是认真的吗？”迈克尔·休斯心想，“我们要这些数据干什么？这些数据根本就没有用。”

2003年8月，斯塔福德·默里签下了年轻的迈克尔·休斯，曼彻斯特的自行车赛场迎来了历史上首位全职运动表现分析师。运动表现总监彼得·基恩几个月前就离开了。1997年，曾任商务经理的戴夫·布雷斯福德（Dave Brailsford）被基恩任命为运营总监。布雷斯福德也赞成进行运动表现分析。

“在自行车方面，我们缺乏经验。我们没有职业的自行车教练，所以聘用了聪明能干的体育运动科学专业毕业生，”布雷斯福德说，“有的人可能会事后诸葛亮，说这个决定简直太明智了。很幸运，我们能拥有这样一支分析师队伍，它产生了各种奇思妙想，大家都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迈克尔·休斯一加入英国自行车队就开始架设摄像系统，记录全部练习赛，并用专用软件分析视频。当自行车队在国外比赛时，乌尔斯会在看台上偷偷用手持摄像机录制比赛。“过去总有工作人员来驱赶我们，”乌尔斯说，“不过只要打扮得足够低调，就有可能不被发现。”一回到曼彻斯特，她就会将录像带交给默里和迈克尔·休斯，然后由他们将录像带转换为数字化文件，并进行归类。整个过程隆隆作响，持续数日。

团体竞速赛一直被视为自行车赛场上含金量最高的比赛。两支队伍，每支队伍4名运动员，赛程总共16圈，4000米。两支队伍从不同赛道出发，你追我赶。领骑的运动员最为辛苦，因为最前面的空气阻力最大，其他人则“躲”在领骑者身后的气流中。两圈过后，在进入倾斜赛道时，领骑者不再占据首位，而是沿着赛道坡度一直向上，然后再向下，来到队末。最后，第三位骑手率先冲过终点的队伍获胜。

跟英国自行车队共事的时间越长，迈克尔·休斯跟团体竞速赛教练西蒙·琼斯的关系就越近。他帮助琼斯分析比赛的需求，利用先进技术将需求抽丝剥茧，分解为具体细节。“自行车赛是最容易辅导的比赛，”迈克尔·休斯说，“领骑者在前面拐弯，转换位置，来到后排，重回队伍，紧贴轮子，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保持身体平衡，这些都是有技巧的。此外，领骑者在前排的转弯时间也是有战术安排的，谁骑一圈，谁骑一圈半，顺序如何，如何充分发挥实力，谁应该排在谁后面，等等。”迈克尔·休斯注意到，琼斯一直在利用直道中间的终点线作为圈数的参照，但是运动员会在转弯时交换位置，这就意味着自己无从知晓每位运动员各自的贡献。

因此，迈克尔·休斯在赛道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转弯处的角落里贴上了电工胶布。这样一来，当运动员经过标记处时，他就可以清晰地看见并记录下时间。“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做，”迈克尔·休斯说，“但是其他队伍并没有抱怨，因为后来他们也开始利用我们标记的胶布来记录时间了。”

因为时间记录从直道到直道转变为了从弯道到弯道，所以迈克尔·休斯及其同事得以将时间与舒伯赫自行车测量仪的功率数据结合起来，并为每位运动员建立个人档案。最终，他们终于弄清了每个转弯处的输出功率，以及运动员在转弯时是该加速、减速还是匀速。

“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大家骑得有多拼命，以及造成的破坏有多大，”迈克尔·休斯说，“他们总是认为领骑者需要用尽全力，拼命猛蹬，但是我们发现，加速和减速对运动员的伤害非常大，而且会令他们非常疲惫。”

这一发现使他们改变了战术：4位运动员平分骑行距离，每段距离保持匀速。每骑完一圈，琼斯就会站到终点位置帮助运动员做出判断：自己是否在按照既定战术骑行。匀速是骑行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乌尔斯取代琼斯成了队内的测试专家，为大家提供帮助。“琼斯总是爱冷嘲热讽，”乌尔斯说，“大家不能带着不成熟的观点去找他，观点必须是完全成熟且强势的，还要准备好跟他做斗争，因为他会反对所有观点。不过，要是能说服他的话，斗争一番还是很值得的，因为他最终会全心全意地践行你的想法。”

最初，简单的测试在自行车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而现在，队内已逐渐发展起了一套更复杂的评估方法。功率统计、视频分析、空气动力学监测等技术使琼斯这样的教练和迈克尔·休斯这样的分析师能够依据运动员数据构建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