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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只动物摆好姿势准备战斗时,它们体内的睾酮水平一定会上升。睾酮是一种天然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激素。在本质上,激素水平上升是动物准备战斗时的一种自我麻醉机制。雄性动物的睾酮是由睾丸分泌的,而雌性动物的睾酮则是由卵巢分泌的。睾酮在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后,可以提升血液的携氧能力,从而使身体的反应速度变快,力量变强。此外,睾酮还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提升动物的勇气与冒险能力。
应激反应不仅会出现在面对挑战之时。在战斗结束后,获胜方血液循环中的睾酮水平会持续上升,甚至会是正常水平的10倍,而战败方的睾酮水平则会下降,锐减为正常水平的1/10。这种麻醉机制的效应有时会持续数月,这也提升了获胜方下次战斗的胜率。自然法则偏爱胜者,胜者百举百捷,败者万劫不复。生物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赢家效应。
赢家效应在很多物种中都有体现,从昆虫到爬行动物,从热带鱼到猕猴。它并不仅存在于野生动物身上,在人类身上也可以被观察到,尤其是在人类进行竞技体育时,例如击剑、网球,以及国际象棋比赛等。一位柔道运动员如果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取胜,那么在剩余回合中取胜的概率就会增加。这也是为什么主场优势和好运气等因素会导致统计异常。赢家效应也会让获胜队伍的队员及粉丝的睾酮水平激增。
据生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库克回忆,人们普遍认为睾酮这种激素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肌肉生长。“直到现在,一提到睾酮,人们脑海中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画面:肌肉发达的健身狂人拼命地向体内注射睾酮,剂量高达生理所需的正常水平的100倍,”库克说,“这种偏见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导致大家认为睾酮只能促进肌肉生长。”
然而,赢家效应的发现改变了上述观点。虽然类固醇激素能对肌肉生长产生催化作用,但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在正常的生理范围内,睾酮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对行为产生影响。库克发现,睾酮并不是在无偿地为机体提供额外物质,而是在让人们更充分地表现自己。
“睾酮水平高的人之所以可以跳得很高、举起重物,并不是因为其肌肉能力增强了,而是因为激素水平上升使他们的身体能够更加自由地释放肌肉原本就具备的能力,”库克解释道,“睾酮可以提升人的信心和动力,促使人加倍努力、勤奋操练,从而间接地影响肌肉的生长。”在他看来,这就是运动员会对类固醇激素上瘾的原因:因为人造激素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因此,库克告诉运动员和教练,睾酮本质上不是一种生成肌肉的分子,而是一种刺激大脑的分子。他还十分热衷于跟大家强调,睾酮有一套十分复杂的工作机理,可以引导运动员应对训练压力。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库克的实验对象从实验室中的小白鼠变成了世界顶尖的橄榄球队。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库克还是奥克兰大学的一名生理学学生。当时的他被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的观点所吸引。萨波尔斯基花了近30年的时间研究了肯尼亚狒狒的群体社会行为。在狒狒种群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雄性狒狒的地位基于残酷的一对一决斗。落败者不仅要俯首称臣,其地位也会跌至谷底。萨波尔斯基还注意到,落败者患病的概率与精神异常的概率都会有所增加。
通常来说,人们认为应激反应是生理心理学家汉斯·谢耶发现的,而萨波尔斯基则是将压力荷尔蒙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谢耶远见卓识,萨波尔斯基则善于探索,”库克说,“萨波尔斯基将科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1989年,库克去听了萨波尔斯基的讲座。在离开教室的时候,他深受启发。库克心想:“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研究方向。因为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我是谁’的问题。长远来看,这项研究可以解释很多有关人类本质的核心问题。”
那时,内分泌学家已勾勒出了调节谢耶所提出的一般适应综合征的复杂的激素网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人在感到紧张的时候,大脑会开始释放皮质醇,而皮质醇能让机体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并将营养物质调动到血液循环中,迅速提升血糖含量,为肌肉爆发提供能量。皮质醇还能关掉机体内所有不必要的机能,例如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的一些机能。皮质醇更是一种天然的消炎药。“如果运动员在橄榄球比赛中遭到较重的撞击,那么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其皮质醇水平都会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库克说。皮质醇水平的迅速提升是面对挑战时的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
然而,应激反应只是用来应对短时压力的。如果压力迟迟未能消解就会出现问题,皮质醇会积累在体内。20世纪70年代,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小白鼠在反复遭受电击等不可控应激源的刺激后,在一段时间内,即使鼠笼大敞,也不敢出去。生物学家将上述状态称为习得性无助。上述案例可以清晰地表明,皮质醇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大脑,进而改变行为:人们如果自暴自弃,任由命运摆布,那么即使眼前有一条康庄大道,也会因厌恶风险而无动于衷,以致错失良机。
“压力存在一周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伤害,”库克说,“但如果整月都无法消除,人就有可能会开始失眠、消瘦。如果持续15年,就有可能患上心脏病、Ⅱ型糖尿病、肥胖症等,甚至出现痴呆症状。”
库克在奥克兰大学研习了儿科,探索压力对胎儿的影响。库克的研究方法和萨波尔斯基类似,切入点都是动物在原生环境中的行为。他研究了人类干预对北极熊行为的影响,主攻方向是人类在研究动物行为过程中的职业道德。他在利用小白鼠做实验时,会给小白鼠营造丰富的环境:轮子、迷宫、梯子、跷跷板和美食。他继而发现,这些小家伙跟成年人类一样,在抗压能力与社交能力方面都有所提升。“有人会说,鼠类在野外本来就是这样的,”库克说,“大部分被驯化的动物的栖息环境都比较单一。”库克总是认为,作为实验室的主人,自己有义务为实验对象营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1997年,库克以“压力为何令重症病人更容易罹患败血症”为主题做了报告。紧接着,新西兰帆船队的教练就找到了他。1995年,新西兰帆船队赢得了世界上最久负盛名的帆船比赛——美洲杯的冠军。帆船队教练问库克,是否有兴趣研究帆船运动员在训练中的应激反应。
“航海这件事听上去很浪漫,但对运动员来说,在晴天出海就意味着长达8小时的日常训练,艰苦异常。”库克说。与新西兰帆船队的合作还为库克带来了与新西兰全黑队合作的机会,当时执掌全黑队的是一代传奇教练韦恩·史密斯(Wayne Smith)。
身体在面对压力与危险时所产生的原始的激素反应,在橄榄球运动中司空见惯。“在橄榄球比赛中,争球时两队各派出8名前锋,队员们需要有高度的默契,”库克说,“争球所需要的配合,在人类历史中早有体现。早在狩猎采集时期,远古人类就已开始相互依靠,协作生存。”
库克认为压力并不是一种致病源,而是一种提升人类表现的动力源。当然,此前也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将压力与生理改变联系在一起。然而,库克的研究更深入,他将压力与球场上的行为联系在了一起。
研究的理论来源兼具深度与挑战性:人们认为,很多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实不然。身体所发出的信号会对大脑的决策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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