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没发生的进球比发生了的进球价值更高

1941年，美国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保罗·费茨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心理专家团队。除了推动战争，航空心理学课程的目的还有：将科学家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应用到空军飞行员的测试和军事装备的设计上。

费茨利用眼动追踪技术研究了飞行员的可视范围，并设计出了可以减少人为失误的飞行仪表（他花了一些时间分析不明飞行物见证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费茨升至陆军中校。他提交了一份全面的分析报告，详细列举了人类在驾驶飞行器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究其原因，是设计不合理，没有考虑到人类感知的已知极限。《装备设计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Equipment Design）是第一本致力于阐明人机交互心理学的书。后来，大家将这门学科称为人因学。

费茨在回归学术圈后进一步扩大了实验的范围，利用反光镜、发声练习和反应时间测试等基础机械任务来研究人类感知和人类行为。在实验中，他让受测者在几秒钟内连续触摸两个矩形物体上的触针，这两个矩形物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实验要求受试者动作越快越好，越精确越好。费茨发现，得到的数据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精确概括，将触针移动到目标位置的时间与距离、宽度有关。这就是费茨定律，至今仍是人机互动领域内最牢固的经验和规律。

与当时的大部分心理学家一样，费茨的想法深受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发展的影响。他利用计算机科学中的很多新兴术语描述了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他将人类大脑想象成一台计算机，这一比喻至今仍十分流行。与信息处理的过程相似，人类运动是线性的精确运动：感觉器官将对环境的感知视为输入数据，人体的内部机能利用先前的心理表征和存储记忆计算出回应方法、产出行为。

人机类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费茨甚至想编写一个计算机程序，模拟棒球击球手的行为。虚拟击球手所佩戴的内置传感器，可以记录下棒球运动的轨迹，然后根据感知到的条件，选择出正确的击球时间和击球力道。“我的想法是，既然计算机可以通过编程与人类棋手对弈，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编程击中人类投球手所投出的球呢？我不是在小看击球这项技能，从很多方面来讲，击球要比下棋复杂多了。”费茨写道。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费茨开始撰写著作，力求开拓出一种基于信息处理原则的新型实验心理学，以揭示人类的技能及开发方式。综合部队经验、实验室经验，以及大批运动员的调查数据，他提出了技能习得的三阶模型。

遗憾的是，费茨未能完成著作。1965年5月，他在睡觉时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他已经写完了框架和部分篇目，后来，他的学生迈克尔·波斯纳受托完成了著作。费茨用自己首创的术语作为书名：《人的表现》。

1978年夏天，体育教育学研究生基思·戴维斯（Keith Davids）一毕业就来到利兹，想与约翰·怀廷（John Whiting）会面。怀廷是英国技能习得领域的先驱者，发表过极具开创性的专著《球类技能习得》（Acquiring Ball Skill）。戴维斯在到了利兹后才得知，怀廷刚刚搬到了荷兰，时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体体育运动科学研究组负责人，已非利兹大学的教职人员。同时，他还得知一名准博士生刚刚拒绝了奖学金，对方问他是否有兴趣接棒。

学校的工作人员带领戴维斯来到了本应属于那位准博士生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墙全被涂成了黑色，窗户上安装着深色百叶窗，里面有一台视觉记忆测试镜，以及一个破旧老化的球类轨迹投影仪。

这曾是怀廷的实验室，他在这里进行过多项视觉感知研究。他的大部分研究都围绕着一个简单的问题：接住一个球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一直以来，很多教练都让运动员一直盯着球看，这种训练方法很受欢迎。准确地说，怀廷是在验证这种做法是否站得住脚。此外，怀廷还热衷于信息加工心理学。他想弄清楚，为什么眼睛需要一直盯着球看？要看多久呢？要在运动轨迹上的哪个位置击球？

在一项实验中，屋子一片漆黑，受试者坐在桌前，头部被固定（在视觉感知研究中，研究人员经常会使用特定的设备来保证受试者一动不动），扔出和接住一个被系在杆子上的球。怀廷对滚球撞柱游戏进行了改良。在滚球撞柱游戏中，小球被系在杆子上，受试者通过挥动杆子来推倒桌上的物体。怀廷设计的装置用的是电动开关而不是小柱子。开关会在球飞过的特定时间段开合和关闭，从而熄灭或点亮灯泡。这种实验模式被称为遮挡。怀廷可以通过照亮特定阶段的轨迹，来判断受试者接球所需要的视觉信息。遮挡实验证明，为了接住球而一直盯着球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受试者通常只需认真观察一段时间，即可判断出小球的走向，观察时间一般为100毫秒（具体视小球的速度而定）。

怀廷还会利用高速相机和球类轨迹投影仪来展示接球这一复杂动作的产生过程。在小球逐渐靠近时，受试者通常会提前移动手，准备进入小球的飞行轨迹；在小球碰到手之前，会提前缩手。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戴维斯对周边视觉的作用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我使用了那台球类轨迹投影仪，”戴维斯说，“它实在是太古老了。有一次，弹簧坏了，零件飞得到处都是。因为担心受试者会受伤，我不得不暂停使用。”

1985年，戴维斯加入了利物浦理工学院的体育和娱乐研究系。当时，这个系已是公认的英国体育运动科学的研究中心。新任系主任生理学家弗兰克·桑德森曾是怀廷的博士生。戴维斯和托马斯·赖利共用一个办公室，还和喜欢喝啤酒、吃咖喱的迈克·休斯成了好友。戴维斯受邀成为1987年世界科学与足球大会组委会成员，与他人合作撰写了两篇有关四人足球项目的论文，一篇侧重生理压力的测量，另一篇讨论的是足球运动员的焦虑。

“就在那次会议上，休斯和那些追随查尔斯·里普的分析师发生了第一次争执，”戴维斯回忆说，“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戴维斯当时更关注心理学领域内的新鲜争议。

在华盛顿特区航空心理学项目创立之初，保罗·费茨很可能与一位名叫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心理学家见过面。吉布森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心理学，后被调往了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Fort Worth），后来还为飞行员提供视觉能力测试和训练影像。

这段经历对吉布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后来写道：“这段经历令我十分焦虑。它使我逐渐意识到，心理学家对运动感知、空间感知和空间运动感知的实际应用价值一无所知。关于纵深的传统分类指的是绘画或者客厅立体镜，而在军用航空领域，实际问题则是：起飞与降落、导航与地标识别、追击与躲避，以及用子弹或炮弹瞄准目标。人们认为，对视网膜成像、视网膜感知的生理学了解，并不能改善飞行员在上述各方面的表现。这些技能，鸟和蜜蜂可以做到，大部分的年轻男性也可以习得，但没人知道那是如何做到的。”

吉布森彻底颠覆了依附于信息处理理论的主流心理学观点，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后来，人们将吉布森的理论称为生态心理学。例如，他认为感知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