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没发生的进球比发生了的进球价值更高

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相互关联的：行动因感知而改变，感知受行动方式的影响。他将这种协同过程称为感知-行动耦合。

耦合的意思是，个体永远无法独立于环境之外，人们对个体的理解与环境息息相关。这也就是说，人们是通过互动来理解世界的。在生态心理学中，感知是直接的，并不从属于计算机式的大脑。

“当时，吉布森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人能够像电影《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里所演的那样为大脑编程，因此大量经费都流向了那些研究信息处理的心理学家。”戴维斯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开始仔细研究和测试感知—行动耦合理论。例如，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李（David Lee）用实验证明了感知和行动之间的天然联系。他证明了视觉信息会对运动产生影响。他专门为实验设计了一个房间，墙壁和天花板都可以被悄然移动。墙壁只需移动几厘米，房间内的受试者就会开始晃动，但他们完全不会意识到这是外部的实验操作。墙壁移动得越多，受试者就会晃动得越厉害（有的孩子甚至会跌倒）。这样一来，实验人员就可以通过移动墙壁来控制受试者。研究人员称受试者为“视觉木偶”。“这体现出了人们对视觉信息的依赖程度，以及无意识反应，”戴维斯说，“例如，睁着眼睛单腿站立几秒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要是闭上眼睛的话，站立就没那么容易了。”

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任职的约翰·怀廷也认同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观点，并且是吉布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对此，他还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创造性的实验，从而为生态心理学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在一项实验中，怀廷改良了接球测试，为其增加了一个弯道。这次他用了三个球：一个半径为7.5厘米的大球，一个半径为5.5厘米的小球，还有一个会在靠近目标时变小的球。他将一个小球装进气球，然后通过真空泵对气球进行机械放气，这样就得到了会逐渐变小的第三个球。根据信息处理理论，接住球的前提条件是进行大量的心理计算，譬如距离、物体大小和速度，从而准确估算出球的到达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很难及时地对变小的球做出反应。

生态心理学则认为，人们能对环境做出直接的感知和反应，而且反应都是下意识的，无须耗费精力进行心理计算。因此，怀廷认为，在小球移动时，其相对膨胀率提供了位移信息。在实验过程中，受试者对普通小球做出的反应跟科学家所预期的一样。然而，在观察逐渐变小的球时，受试者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在注意到球在变小后，他们会下意识地做出抓球的动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生态心理学家开始将吉布森的理论与苏联神经生理学家尼古拉·伯恩斯坦的理论进行整合。伯恩斯坦此前在西方一直寂寂无闻，直到1967年，其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状况才有所改善。

伯恩斯坦发明了一种高速照相机，能够以每秒200帧的精度追踪人类的运动轨迹。他用自己的发明拍摄了铁匠在锯铁板时的场景。他将作为标记的灯泡固定在工人的手臂上，通过长曝光连续拍摄工人的运动轨迹。这些照片有助于他研究手肘、关节和肌肉的相对运动关系。

通过观察，伯恩斯坦发现，尽管运动结果完全相同，但铁匠的运动轨迹却从未出现过重复。他既惊讶又困惑。在他看来，大脑似乎不可能计算出协调关节和肌肉动作所需的全部命令。

这与信息处理理论相悖，信息处理理论认为运动中的变化会对运动造成影响，技能习得意味着将变化减到最少，然后促进协调运动。换句话说，熟能生巧。

然而，伯恩斯坦却对运动中的变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变化或许是件好事，可以帮助人们灵活且持久地适应环境。当然，不是所有变化都是积极的，但变化是协调运动的基础。他写到，培养新运动习惯的练习过程的本质是，逐步为特定的运动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直至成功。正因如此，正确的练习不仅是在一次次地重复解决方案，更是在通过每一次的解决过程，逐渐改变和完善方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练习是一种永不重复的特殊重复”。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运动训练就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机械重复层面上。这种落后的学习方法早已被教育学摒弃。

心理学逐渐分裂成两大学术阵营，且两者似乎开始变得相互对立，互不相容。基思·戴维斯坚定地站在新兴的、动态的生态心理学这边。心理学家卡尔·纽厄尔（Karl Newell）的理论对伯恩斯坦启发很大。纽厄尔是一名实验学家，主要研究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运动协调能力。纽厄尔证明，个体可以通过与限制条件互动，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协调能力。

纽厄尔把限制条件分为三大类：肌体限制，即与个体有关的因素，如遗传基因、大脑突触结构、情绪和记忆等；环境限制，如重力、光线、声音、温度、社会规范等；当前任务的规则和目标。“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戴维斯说，“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一分类对运动研究的意义。”

1991年，戴维斯搬到了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与学生马克·威廉斯一起重启了视觉感知研究。他想在学生的研究中加入生态心理学概念。以体育运动为例，典型的视觉感知实验是：在屏幕上投射静态图像，例如，足球运动员的控球画面，然后要求受试者用操纵杆或口头叙述的方式预测进攻方向。戴维斯认为，这并不是运动员的行事方式，运动员不会按下按钮或描述动作。因此，他们放弃了静态图像投影，转而使用真人比例的视频片段。视频中的运动员正面对摄像机控球，他们利用压力垫来跟踪记录受试者的反应。

然而，戴维斯依然觉得沮丧和孤独。当时，在体育运动科学领域内，生态心理学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同事们对他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期刊审稿人也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就连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合作者也对戴维斯的体育运动表现研究表示了怀疑，因为他们更关注人类行为学。戴维斯回忆说：“他们觉得，需要更多条件严格的实验室实验。”

1999年，戴维斯遇到了一位葡萄牙青年学者，名叫杜阿尔特·阿劳若（Duarte Araújo）。阿劳若正在里斯本技术大学研究运动心理学，因为受到新兴的生态心理学的吸引，他决定前往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习一个学期。跟戴维斯一样，他从不认为实验室里那些针对行为的传统实验，能够解释清楚复杂的运动协调性。

阿劳若的同事路易斯·罗沙（Luis Rocha）是一名帆船教练（罗沙后来与葡萄牙奥运代表队和意大利奥运代表队进行了合作），两人经常与帆船运动员打交道，观察运动员如何在航海过程中做出决策，并获取了一手资料。在早期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让帆船运动员试玩了一个电脑游戏。游戏中的帆船真实地模拟了风况和海洋状态，运动员可以用操纵杆控制帆船。尽管游戏中许多决策与现实比赛中的决策十分相似，帆船运动员也能做出一些技战术动作，尤其是在靠近其他帆船时，但游戏终究与实际比赛完全不同。阿劳若说：“这体现了人们会利用身体进行思考，通过行动更高效地思考。这不是我们的一家之言，而是证据。要想研究运动认知，就必须亲临现场。”

阿劳若想到了戴维斯以前写的论文，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