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没发生的进球比发生了的进球价值更高

论文将心理学家卡尔·纽厄尔的约束方法应用到了体育研究当中，是生态心理学领域内一篇意义重大的文献。他想研究得更深入一些。“如果这些原则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他对戴维斯说，“那么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躲在实验室里做研究。我不想把运动员拖到实验室里来，记录他们的被动感知与被动行为，我想研究真实运动状态下的他们。”戴维斯一心想着走出实验室，胆子也大了起来。于是，他们在觥筹交错之间开始规划阿劳若的博士研究方向。“我们最棒的见解通常都是喝出来的，”戴维斯回忆说，“我们还得记下来，省得明天早上忘光了。”

他们将首次户外研究定在了里斯本风景如画的卡斯凯什（Cascais）码头。他们招募了一组竞技能力很强的帆船运动员，并在帆船桅杆上绑上了荧光标记，然后让运动员自由出海。在正式比赛中，帆船需要先从起点出发，沿着不同方向进入指定区域。这时，运动员有4分钟时间来争夺起点线上的有利位置。阿劳若和戴维斯想研究帆船运动员在不同条件下比赛的表现。阿劳若在码头的不同位置录制了20多场实验，并用自己编写的软件对录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他们的行为与教练指导毫无关系，”阿劳若说，“他们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的行为。”

阿劳若和戴维斯还拍摄了篮球比赛中的一对一对抗。进攻方和防守方均在三分线位置上移动，其他队友分散在禁区附近。两名运动员会先玩5秒钟一对一的“斗牛”，然后再像正常比赛一样，让其他运动员参与进来。他们再一次清楚地观察到，两名运动员都在清晰地按照既定模式比赛。进攻方在试图带球过人，直奔篮筐时会下意识地等待防守方模仿自己的行为，这一幕有时会持续几秒钟，然后，进攻方会突然改变方向和速度，打破协调，而防守方则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这种僵局，他会试图预测进攻方的下一步行动，并确保自己始终位于篮筐与进攻方之间。比赛的模式很明显，但绝非有意为之。比赛模式是在攻守双方的无意识互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人们错误地以为运动员会对教练言听计从，”阿劳若说，“预设方案，或者说运动员需要想好应对方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有时候，阿劳若会要求运动员解释场上行为。他经常发现，大家的解释要么根本站不住脚，要么与场上行为毫无关系。“显然，他们只是在复述教练说过的话，”阿劳若说，“但运动员的行为每场都会不同，具体情况取决于状态。”

实验关键在于，要证明运动员并没有完全听从指导，并没有完全按照既定技战术比赛。运动员在与比赛的限制条件进行互动时，会自然流露出某些行为。阿劳若、戴维斯和其他同事继续在比赛现场进行着实验，同时，这一结论变得越发清晰。例如，在研究足球比赛中的一对一对抗时，他们发现，运动员在靠近球门时，行为会自然发生变化：防守方会缩小与进攻方之间的距离，而靠近球门的进攻方则会表现得较为保守。“要想针对体育运动开展高效研究，就必须了解相关的背景，”阿劳若说，“脱离环境谈运动，或者脱离行为谈感知，所得到应对策略就会受到人为干扰，这跟用操纵杆玩电脑游戏没什么区别。”

他们意识到，强调限制条件的导向方法不单单与个体协调研究有关。这也是实验更深层的意义。他们可以从这一结果出发，研究运动员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例如用它来研究足球运动员。

1975年，里斯本技术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动力学学院。自成立之日起，学院一直致力于创新研究，不仅培养运动专业学生，还为教练提供培训机会，并颁发证书。

卡洛斯·奎罗兹（Carlos Queiroz）是第一批学生之一。他热爱体育运动，酷爱文学和做实验，不仅录制过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训练过程，还拍摄过孩子们在街上玩球的场景。他很快就发表了一些文章，阐述自己对足球的理解。他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复杂且充满活力，但是，足球运动需要一种新的训练方法，训练必须综合覆盖比赛的方方面面，包括情绪和认知。奎罗兹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实践中去学习，避开重复的枯燥的训练，选择保有复杂运动本质的小型比赛。他将这一原则称为“复杂比赛结构的简化”。“无法从比赛中获得的信息是不能用来指导行为的，”阿劳若解释说，“能够校正比赛时行动的最佳信息一定是从比赛中获得的信息，是球的位置，是队友的位置。那些人想不出其他训练方法。所有的训练都应基于比赛，任何偏离比赛本身的行为都是退步。”

1985年，奎罗兹受葡萄牙足球协会邀请，出任葡萄牙青年足球队教练，得以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我如果在训练青年队时对自己的训练方法心存疑虑，就会失去所有人，”奎罗兹在2017年接受葡萄牙《每周快报》的采访时说，“运动员的表现呈指数式上升之势，我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奎罗兹的带领下，葡萄牙青年足球队在1989年和1991年蝉联两届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这群才华横溢的青年足球运动员被世人称为“黄金一代”，成为后来国家足球队的支柱，由路易斯·菲戈（Luis Figo）和鲁伊·科斯塔（Rui Costa）等人领军的葡萄牙队打进了2000年欧洲锦标赛半决赛，拿下了2004年欧洲锦标赛亚军，闯入了2006年世界杯半决赛。奎罗兹后来在9家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担任教练，例如，在曼联队担任亚历克斯·弗格森的助理；执教过皇家马德里队；带领南非队、伊朗队和葡萄牙队闯入世界杯4次。

受到奎罗兹训练方法影响的人远不只足球界人士。作为讲师，他指导了一代教练。近年来，这些教练在俄罗斯、法国、希腊和英国都曾斩获国内联赛冠军。即便在奎罗兹离开之后，人类动力学学院依旧坚守着他的治学理念。学院成立了训练中心，以便让体育运动科学专业的学生能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通过实际指导队伍来进行学习，而非整天对着电脑分析视频。

“他们就像科学家一样，”基思·戴维斯回忆说，“从日复一日的实验中获得了经验和知识。他们没有使用动态的生理心理学语言，不知道吉布森的理论，只是在凭直觉行事。”

和奎罗兹一样，戴维斯也常常在职业俱乐部和青年学院中看到传统的训练方法，也同样对此感到惋惜不已，因为这些训练方法都基于孤立且重复的练习。传统的训练方法有一个问题，就是戴维斯口中的任务分解。例如，在教小朋友运球的时候，教练一般会先教他们控球，带球穿过场上立柱，之后再教他们带球过人。戴维斯说：“这两种环境所提供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应对的行为也不同。”

戴维斯对排球发球做了任务分解，即运动员将球抛到空中，发过球网，直达对方球场。教练会先教运动员如何抛球，在他们掌握了抛球之后再教授空中击球技术。“我们知道教练为什么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让学生练习而不告知原理和过程，那么他们会被各种事情搞得不知所措。”戴维斯说。他发现，如果只要求把球抛到空中，那么大家会把球抛得很高，而在要求发球时，他们会把球抛得低一些，而且差异性也更小。据戴维斯说，排球发球需要臀部、背部和击球手臂的协作配合，而且所有动作都是在看到排球到达轨迹顶点后才做出的。“通过分解任务，我们发现教练实际上是在教授两种不同的动作，”他说，“我们的想法是先练习动作的第一部分，练好练熟后再练第二部分，最后再把两个动作组合起来。然而，这些动作是连贯的整体，开始的动作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动作，下一阶段的动作又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