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太祖（1368—1398）承元而起，一面继续用武力削平大陆上的割据者，另一面派使臣到南洋诸国，说明中朝已经换了朝代，命令他们向新统治者表示臣服的仪节。这仪节的手续分为几部分：第一是缴还元代所颁的印绶册诰，表示他们已和元室脱离关系。第二是重新颁赐新的印绶册诰，表示他们自此受新朝的册封，在名义上是新朝的藩国。第三是颁赐大统历，表示受新朝的正朔，永为藩臣。在受册封者应表示的仪节是派使称臣入贡，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所受的权利是得和中国通商，外交上的使节同时也是商船上的领袖。

洪武初年出使南洋的使臣，二年（1369）有吴用、颜宗鲁使爪哇(60)，刘叔勉使西洋琐里，三年有赵述使三佛齐，张敬之、沈秩使浡泥，塔海帖木儿使琐里。永乐元年（1403）有中官尹庆使满剌加、古里、柯枝国，闻良辅、宁善使西洋琐里、苏门答腊。(61)足迹已遍南洋。洪武二年（1369）谕爪哇之诏书纯为说明统治权之转移，书曰：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以是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以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报王知之。颁去大统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其勉图之勿怠。(62)

次年其王昔里八达剌蒲(63)遣使朝贡，纳前元所授宣敕二道，诏封为国王。(64)其他使臣之出发均负同样使命。

明太祖是个脚踏实地的消极主义者，在他在位的期间用全力去削平割据势力，奠定统一的规模，一面致力于沿海的海防，抵御倭寇的侵入，巩固北边的边防，防止蒙古人的南犯。另一面内地诸蛮族叛乱纷起，自宁夏、凉州、洮州到湖南、湖北、四川、两广、云南、贵州诸蕃蛮，三十年中几乎没有一年不用兵。他审虑自己的国力，只能巩固国内和抵御外来的侵犯，绝不能有余力去向外发展，因此他就立定主意不再南迈，洪武二年（1369）编定《皇明祖训·箴戒章》时就特别指出，不可倚中国富强，无故对外兴兵，他也看出元代征爪哇失败的教训，特别列出不征的十五夷国，叫后人遵守。他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国名列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　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　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　真腊国　暹罗国　占城国　苏门答腊　西洋国　爪哇国　彭亨国　白花国　三佛齐国　浡泥国(65)

除即位后派使臣去招谕之外，即采取大陆政策，不再向海外谋发展。在通商方面，也循前朝旧例，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66)，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67)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三年（1405）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趾、云南市舶提举司，(68)接西南诸国朝贡者。(69)凡贡使附至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偿之，仍除其税。(70)为招谕蕃商计，货舶亦有时得邀免税的特典。(71)

贡使之来往往多挟蕃货，国家所费不赀。其馆驿又依例由地方人民负责，(72)官民为之交病。洪武七年（1374）以倭寇猖獗，罢三市舶司不设。同时又谕中书及礼部臣曰：

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

可是诸国仍贪入贡之利，来者不止。(73)当时朝廷以为海寇之起，多缘于通商互市，因之废市舶司不设。同时下禁海令，不许人民私自出海贸易。洪武十四年（1381）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74)可是沿海居民，迫于生计，仍私自出外贸易，禁令愈严，获利愈大，私出贸易者因之愈多，货币之流出亦愈不可问。二十三年（1390）诏户部申严交通外蕃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蕃。令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蕃，私易货物，以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75)二十七年（1394）又下令禁民间用蕃香蕃货，使这一些蕃商失去市场，为釜底抽薪之计：“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蕃，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蕃香蕃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罚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蕃香，故并及之。”(76)三十年（1397）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77)

成祖（1403—1424）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入南京即帝位，在他的登基诏书中，重又申明通蕃的禁例：“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蕃，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78)这命令仍是一纸虚文，不能禁遏这一股向南洋发展的洪流。政府没有法子，只好于次年（1403）八月重新恢复久已废置的三处市舶提举司(79)，希望将互市的权利收回国家，明认通商为合法，只要商人肯照例缴纳货税，便听其出入诸蕃。然而在事实上，一般商人久已习惯于无约束的自由贸易，海禁虽开，仍不愿领政府的执照，向政府缴纳出入口税。政府没有办法拘束这群私商，于是又想出一个主意，航海必须海船，把海船禁止航行，私商自然无法出海了。永乐二年（1404）正月又颁布了一条新禁令，《明成祖实录》记：

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80)

这法子虽好，可是还要“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海舶为当时最大利源，地方官每居为奇货，哪肯认真替国家查禁，而且沿海的文武官吏多半就是这些海舶的实际股东，即不然，也有豪富的士绅为之撑腰，例如太祖时的军官通蕃案：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乙未，上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如彼所为者乎？(81)

周玄记通蕃情形：

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82)

而且即使私商肯报官纳税，也是弊窦百出，政府所得无几，例如广州的市舶收入情形：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