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始于这种文字刚刚被遗忘之时。最后的圣书体铭文来自公元394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的菲莱神庙。到访埃及的希腊作家，如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斯塔拉波(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以及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40年)都将圣书体字符描述为一种难以理解的图画文字。公元4世纪，一位名叫赫拉波龙的希腊化时期的埃及人对埃及文字进行了一次考察，并出版了著作《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其中包含200个文字符号的词汇表和他对符号意义的解读。这部作品本身早已失传，而破译象形文字的突破口直到1415年才重新出现。1415年，意大利神父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在安德罗斯岛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手稿，这为文艺复兴时期解读圣书体文字奠定了基础。按照赫拉波龙的观点，每一个符号都有其象征意义：有露水滴落的天空是“教育”的意思，狮子的前半身是“力量”的意思，而猫头鹰则代表对葡萄酒丰产的预知。他未能考虑到符号的表音系统，并且给出了一些全凭想象的解释。比如，秃鹫符号的意思是“母亲”，因为秃鹫只有雌性，不借助雄性也能繁殖后代。在埃及语中，秃鹫符号的确能表达“母亲”之意，但原因在于秃鹫符号的发音“mwt”与“母亲”一词的发音相同。此外，象形文字符号也被认为有着故事和哲学层面的寓意，其中深藏着打开古代秘密的钥匙。[33]

耶稣会士阿塔纳斯·柯雪在他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约1650)一书中迈出了重新探索象形文字含义的第一步。柯雪是罗马的一名数学教授，他对科学与语言文字抱有兴趣。他研究了欧洲的科普特语手稿，编写了一部科普特语法书，并首次意识到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直系后裔。然而他也走了弯路，仅凭对象征意义的推测来翻译象形文字。

1799年，拿破仑的法国学者们在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神庙石碑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上刻有一道托勒密五世的教令，它可能曾于公元前196年矗立在塞伊思的一座大神庙中。现存的这部分花岗岩残碑上刻有教令，该教令用以保证赐予埃及神庙土地与捐赠，但这座石碑的关键点在于它刻着同一篇文本的三语对照版：埃及圣书体、埃及世俗体与希腊语。学者们马上意识到了这个石碑对破译象形文字的重要性，旋即开始尝试破译上面的铭文。作为拿破仑战利品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被交给了英国，但石碑上的铭文在这之前已经被复制了多份，并随后传送到了世界各地。随着文字背后各种语言规则的发现，破译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以事后的眼光看，破译过程虽看似一步紧跟一步地推进，但实际上往往在一位学者灵感突现(正如柯雪那样)的同时还沿用着其他错误的假设。因此，就像任何一种密码的破译一样，最后的成功取决于从诸多的排列组合中找出那个正确的组合方式。


图17　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教令。这是一块完整的石碑，刻有同一文本的三语对照版本。这可能也是罗塞塔石碑最初立起时的样子。开罗博物馆22816

先前的学者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法国东方学家与汉学家德金(1721—1800)已经意识到符号组中含有限定符号，以及王名圈中包含王室的名字。随后丹麦学者格奥尔格·索伊加(1755—1809)提出象形文字可能是一种拼音文字，并同样独立提出王名圈中写的是王室的名字。他还学习了科普特语，他认为这有助于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埃及方尖碑。瑞典外交官约翰·大卫·阿克布拉德(1763—1819)在比对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语与世俗体铭文方面颇有进展，他辨认出了这两种文本中所有特定的人名。他还认出了世俗体中的“神庙”“希腊人”以及后缀代词“他”。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1802年出版了一份世俗体字母表，但是他只关注世俗体文字的表音属性而忽略了其他，这使他落后了一步。英国医生与物理学家托马斯·杨(1773—1829)因发现光的波动理论而为人熟知。他认识到了科普特语和象形文字间的关系，并且首次提出埃及铭文既使用表音符号也使用非表音符号。他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和他的两个尊号，还有贝尔尼克王后的名字，并认识到这个名字中有代表阴性的蛋形符号以及t词尾。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西尔维斯特·德·萨西(1758—1838)可能整合、审阅了这些发现中的一部分。他率先认出并以世俗体转写了三个名字，然而认定这种语言是拼音文字的想法阻碍了他。他与杨通信并鼓励杨，但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学生。

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曾是一名天才儿童，也是一位熟谙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最关键的科普特语的语言学家——在16岁之前商博良一直用科普特语记日记。当时，一些埃及的科普特教士仍在科普特礼拜仪式中使用这种语言，虽然科普特语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了下来，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依然极为有限。商博良还学习了古汉语和波斯语，在17岁时他成为格列诺布公学的一名教师。他也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复制品。

此时对石碑的研究状况是：根据希腊语与世俗体部分的铭文已经得知了国王的名字是托勒密(Ptolemaios)，因此可以与王名圈环绕的圣书体王名进行对照。商博良对书写方向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并假定王名的读法是拼音性质的，其中每个圣书体字符都是独立的符号。在采用了这个思路后，他便拼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获得了其对应的七个字母。(杨的研究也独立推进到了这一步。)

1815年，惠灵顿公爵之友威廉·班克斯在菲莱发现了两个方尖碑，它们于1827年被运往英国多塞特郡的金斯顿莱西庄园。一个方尖碑的碑身上刻有圣书体文字，但底座上是希腊文。商博良拿到了一份副本并找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托勒密八世)。方尖碑上还有希腊文的国王妻子的名字——克里奥佩特拉。商博良找到了对应的王名圈，此时他可以确认一些先前发现的符号及几个新符号的意义。他还认出两个代表t的字符，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同音异形词(发音一样)。根据杨的研究，t及蛋形字符被确认为阴性词尾，并再次被证实是一位女性统治者的名字。这个发现本身并不足以破解更多字符，但是商博良编纂了一份托勒密及罗马时期的王名圈(亦即象形文字符号)列表，并在1822年作为《就象形文字表音字母表致达西耶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发表。

这是破译象形文字的首次突破，虽然只是一小步，其本身也并不意味着每篇文本都可以被转写和翻译，因为此时还没有确立语法规则，更遑论词汇。虽然距离文艺复兴时期象形文字的阐释已相当久远，但商博良此时依然认为埃及文字是以象征符号来书写的。为了真正理解这门语言而不是仅仅破译几个符号或读出几个王名，商博良使用了来自阿布辛贝的铭文拓本，该铭文中含有另一名国王的王名圈，即《圣经》中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商博良已经认出了读作s的字母，而对于狐狸皮符号，他将其读作m。太阳圆盘符号十分清晰，商博良知道科普特语中的“太阳”一词是r-e，所以他将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