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读作r-e m-s sw“拉美西斯”(Ramesses)。在王名圈中还有另一个神的名字——阿蒙，它位于王名圈的末尾，是一个带有运河形状的符号。商博良猜测国王应该经常被称为神的所爱之人。而在科普特语中，表示“爱”的词是me，所以王名圈这部分的意思应该是“阿蒙神所爱之人”——本质上，第一次对象形文字的翻译，而非仅仅对符号的解读，就这样完成了。

商博良发现，埃及文字中既有表示发音的符号，也有表示意义的符号，1824年他在自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中发表了自己的成果。商博良穷尽了能够使用的工具，并将文本视作一种语言而非两种字符来处理。他继续搜集文本并加以钻研，及时运用新发现的信息，最后终于分辨出一个又一个词组。虽然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发现，但商博良的突破鼓舞了学者们对古埃及文字研究的信心。随着对符号不同功能的认识，学者们能够在罗塞塔石碑上的文本中区分出单词了。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通过对照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研究者能够猜测到一些词语的意思，文本的语法也可以通过对照科普特语来进行研究。

埃及语言的研究

许多学者研究了这门语言，由此形成了埃及学中的不同学派，但商博良之后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1855年海因里希·布鲁格施的一部世俗体语法书。布鲁格施是早期埃及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首先注意到埃及语法的闪米特语特点，随后便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搜集资料。他的《圣书体文字与世俗体文字词典》(Dictionnaire hiéroglyphique et démotique)，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象形文字词典，其于1867至1882年间分七卷出版，共有3146页。柏林大学的埃及学教授阿道夫·埃尔曼(1854—1937)是第一位指出埃及语有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者，继《新埃及语语法》(Neuägyptische Grammatik， 1880)与《埃及语语法》(Ägyptische Grammatik， 1894)之后，他最伟大的成就是“词典”项目。在柏林，由20名学者组成的团队查阅了所有来自埃及和各大博物馆的已知的埃及语文本，并为每个单词制作了小卡片。这些小卡片(Zettel)包括单词的圣书体写法、转写、翻译以及单词出现的地方。尔后这些卡片被归档和整理，由此确定了所有已知词汇的拼写和使用范围。这部埃尔曼与赫尔曼·格拉普合编的《词典》(Wörterbuch)在1926至1931年间分五卷出版，至今仍是埃及语的标准参考词典。《词典》现在可以在网上获取，而文本的收集与分析仍在继续。另一位德国“柏林学派”的语文学家库尔特·赛斯在埃及语语法领域有着重大发现，他重编并勘校了《金字塔铭文》和其他历史文献，并于1906至1909年以《第十八王朝的文献》(Urkunden der 18. Dynastie)之名出版。

抄写、收集、发表文献材料是根本性的重要工作，如此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这些材料。例如，雕像背后的短小文本发表于德国的《埃及语杂志》(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始自1863)及法国的《埃及和亚述语文学与考古学相关研究合集》(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 à la philologie et à l’archéologie é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始自1889)中，而学者们也在齐心协力，以使更大体量的资料公之于世，例如完整的神庙铭文。伊曼纽尔·德·鲁日与埃米尔·查西纳特是发表托勒密时期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铭文的先驱，这些铭文由法兰西研究院出版。随后，《石棺铭文》、麦迪纳出土的材料以及由肯内特·基钦整理的拉美西斯时代全部文献的合集也相继面世。这些学者不仅使文献成为可以获取的资源，还把它们翻译了出来。纪念物铭文的整理工作与纸草、陶片的发表同步进行，这方面的主要学者有阿兰·加德纳、乔治·波瑟内和亚罗斯拉夫·切尔尼。僧侣体文字的材料首先被做成摹本相片的形式，如此可以避免手抄过程中出现错漏。许多大部头出版物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只有专业的图书馆能够通过订购，或通过学者们以私人手段得到。

因此，英国学者阿兰·加德纳爵士(1879—1963)会在1927年出版意义重大的《埃及语语法》(Egyptian Grammar)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加德纳是杰出的埃及学家，曾是柏林词典编纂小组的一员，专攻墓葬、僧侣体纸草与陶片的发表。他的《埃及语语法》沿袭了古典语法书的写作思路，而语法书的形式意味着它可以作为一本教学用书来使用，这也对埃及语的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部书根据不同的语法问题分为多个章节。书中依次对这些语法问题做出解释，并以真实的文献作为范例，在每个章节的最后还附有练习，以供学生练习所学的内容。书中还有多处“附记”，它们涵盖了一些埃及文化方面的内容，例如“度量衡”“计时方式”与“王名”。全书的最后，是中埃及语中所有符号的列表，包括对每个符号所描绘内容的解释、符号的用法以及含义。加德纳符号表对象形文字符号的分类方法影响极大，语法的这一部分也从未被超越。书中还提供了英埃、埃英字典。需要字典的原因在于，正如古典学的研究一样，仅仅从原语言翻译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者能从英语翻译回埃及语。当然，这是一项刻意的举措，但如此设计是为了让学生可以书写圣书体文字，并像埃及人一样思考。

其他语法书也纷纷出现，这些书针对埃及语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设计，例如新埃及语、世俗体埃及语、科普特语以及古埃及语。1924年，安托尼·齐克里出版了第一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语语法书。由于加德纳的语法书非常权威且价格较为便宜(因为有牛津大学格里菲斯研究所的补贴)，埃及语学生一直将其作为标准语法书。然而随着对埃及语理解的不断深化，以及学习象形文字的人群的变化，这本书已经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因此近年来加德纳的语法书也进行了多次修订。[34]

因为一些英国学校的课程中并不包括英语语法本身，使得缺乏语法背景知识、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在钻研加德纳的语法书之前不得不先学习英语语法。针对成人的大众埃及语课程往往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技能，提升他们在参观博物馆的埃及藏品和赴埃及旅行时的体验。而这些地方保存的铭文多是纪念性铭文，往往是极为程式化的表达方式(例如标准的墓葬献祭套语)或是易于辨认的王名圈。这些表达方式及含义简单易学，学习者不用担心背后复杂的语法现象。比尔·曼利和马克·科利尔所著的《古埃及圣书字导读》即是源于这样的课程，它成功地使对此怀有极大兴趣的公众相信，花费10英镑就能真正读懂象形文字。当然，学习者个人仍然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本地的埃及学社团有时会提供这类的学习机会。

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被应用于埃及语语法当中。在过去40年的古埃及语研究中，学者们已开始引入语言学领域的观点。埃及语中“第二时态”的使用表明，书面语会采取一些微妙的方式强调和突出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