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埃及文字的破译

中重要的部分。学者们早已留意到某些动词词尾的双辅音现象，但直到语言学家汉斯·波洛斯基提出这是科普特语中第二时态的前身时，这一现象才被理解。这种时态强调句子末尾的状语部分，所以“He went to the house”(他去了房子)变成了“To the house he went”(他去的是房子)。

埃及语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进展，譬如在理解动词的确切定义的问题上。通过不同的标记，不论是词尾的变化还是小品词、发音以及句中的位置，使动词作为被修饰的名词这一概念，显示出埃及语中存在许多有趣而微妙的表达方式。在1986年的一次讨论语法研究现状的会议上，分析、研究埃及语语法的全过程被描述为“抛球杂耍”。这些“球”中包括句法、语意和应用上的种种方法，但最关键的是认识到这些领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埃及语言中往往是几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且互相影响。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不同方法说明，理解埃及语语法的关键在于灵活性，但这依然要在既定的框架内进行。[35]

在现代的学术成就中，弗雷德里克·容格的《新埃及语语法》(Neuägyptische Grammatik， 1999)、詹姆斯·艾伦的《中埃及语语法》(Middle Egyptian Grammar，2000)以及伦纳·哈尼格的《埃-德大词典》(Groвer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1995)都能帮助所有爱好者阅读古代文献，而不仅仅面向专业的埃及学学者。去参观本地博物馆能为爱好者们提供几小时的乐趣，前往埃及旅行和参观也比先前容易得多，象形文字文献现在面对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读者群体。

专业领域

学者们工作的领域则越发走向专业化。每种文献都得到了详尽的研究，包括诗歌、宗教仪式文本、法律文档、经济文献、墓葬文献以及信件。文献中的每个部分都可以研究，从语法的结构、词语的意义和书写，到独立的符号，特别是限定符号的使用方式。这些研究在整体上有助于研究埃及思想的历史和发展。

词典的编者们将所有同类的词语都归纳在一起，例如药物名，植物名，外国地名，个人姓名，与烹饪、烘焙及烧烤相关的词汇，用于互相问候与交谈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但又体现了埃及文化整体之下的那些细小有趣的方面。

例如，表示乌龟的词是，从动词即“隐藏，被隐藏”中衍生而来。乌龟藏在水池底部淤泥中的习性使它得到了“隐藏之物”的名字。托勒密神庙文献中塞特的名字之一“Mdy”被认为源自“米底人与波斯人”一词，这些人在公元前7世纪入侵了埃及。埃及人对于波斯士兵的记忆是充满仇视的，他们认为波斯人不尊重埃及诸神。当“Mdy”一词被用于代表邪恶的塞特时，它可能已经带有了某种特别的联想。

对特定材料的专业研究同样可以解决有关埃及与古代世界更为广泛的问题，埃及与其他地方留存下来的外交书信就是这类材料之一。在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希里三世的外交谈判的最后，一块华丽的银板被从赫梯送往了埃及的皮拉美西斯。这块银板上面以巴比伦楔形文字陈述了两国间的和平条约，在获得批准之后，条约被译成埃及语，写于纸草上，且以圣书体文字刻在了卡纳克神庙中，同时为了让赫梯人能读懂，又用楔形文字刻于泥板上。埃及的圣书体版本与赫梯的泥板版本都留存了下来，两者均保存着相同的文本，而有趣之处在于发现它们的不同。两版都是公事公办型的文件，仅阐述和平条款，没有夸张之处。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二者底部各有一段明显源自同一文本的法律性质的条文，两位国王宫廷中的双语和三语书吏想必就此达成了一致。埃及人似乎更关注赫梯泥板上的印章，它刻画的是风暴神拥抱国王的图案，在埃及一方的条文中有对该场景的文字描述。[36]

与此类似的还有公元前14世纪阿蒙荷太普三世、埃赫那吞与近东各国和城邦统治者们的外交书信。只有那些保存在埃赫那吞档案室的信件得以留存，它们是埃及人寄出信件的副本或外国统治者寄至埃及宫廷的来信。这些信件大多以楔形文字与巴比伦语写成，包含根据发音拼写出的埃及名字，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埃及语读音的线索。埃赫那吞的王座名“Neferkheperure”(尼弗凯普鲁拉)读作“Napkhurriya”(奈普胡瑞亚)，埃赫那吞之女梅丽塔吞(Meritaten)的名字读作“Mayati”(玛雅缇)，阿蒙荷太普三世的王座名“Nebmaatre”(奈布玛特拉)则读作“Nibmuareya”(尼布穆阿瑞亚)。表示埃及的词是“Misri-ni-we”(米西里-尼威)，与现代阿拉伯语的名字“Misr”(米瑟)相近。它们不同于现代英语化的拼写和习惯，并且能够使人们对埃及语的发音与准确韵律稍做思考。[37]

为埃及语服务的现代圣书体文字

铭文的出版不得不在一开始就解决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圣书体字符的处理。最早的出版物都是临摹古代手写文本的雕版，依靠的是碑铭学家对一篇铭文的准确临摹与再造，《埃及记叙》(Description de l’Égypte)、商博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Monuments de l’Égypte et de la Nubie)以及理查德·莱普修斯所率普鲁士考察队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遗迹》(Denkmae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等不朽著作均是如此。随着埃及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建立以及出版书籍与其他资料的需求的出现，印刷商开始着手解决圣书体字体的问题。出版商曾采用排版图书的方式，即每个词使用单个的金属活字，按页排版。对由20多个符号组成的字母表来说，这意味着每页有几千个相似的字符，放置它们需要一定的技巧。圣书体文字排版的工作量不亚于此，而字符的制作更为困难，因为单是中埃及语就使用了几百个不同的符号。此外，有些符号本身就极其复杂和精细。为了出版包含数千个符号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的文献，驻开罗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IFAO)率先开发了圣书体字体的字符。这些符号必须被准确地从神庙墙上复刻下来，制成金属活字，排版成页，随后送印。早期的IFAO字体包含空心的轮廓符号，额外的细节必要时可以填补到空白内。这个过程想必非常耗时，后来他们意识到最好的折中方式是为托勒密时期的圣书体文字制作包含所需精致细节的实心符号。[38]单是首先出版的艾德福神庙的八卷文献合集中，印满圣书体文字的页面就超过了3000页，这项里程碑式的工作今天仍在继续，由希尔薇·考维尔和她的团队在艾德福神庙和丹德拉神庙中进行。

德国已经开发出所需的字体用于语法书和《埃及语杂志》的印刷，Theinhardt字体以清晰的内部细节(1875)构成了“开放式”的圣书体文字。1892年在英国，出版商哈里森公司已有了一套包含15种不同类别的埃及圣书体活字的目录，它们被用于大英博物馆的出版物及其他出版物。它们产生的背景是，为了《圣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行，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PCK)正在以各种当地语言和字体印刷《圣